中國對美國構成的經濟挑戰(zhàn)不僅僅是程度大小的問題，根據某些評論家的說法，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角逐也是兩種模型的較量：它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戰(zhàn)。

“華盛頓共識”是為了促成亞洲及其他地區(qū)的新興市場實現經濟轉軌而設計的十項經濟政策，包括：加強財政紀律，壓縮甚至消滅財政赤字；擴大稅基，降低邊際稅率；實施利率和匯率市場化；實施貿易和資本流動自由化。當亞洲經濟遭受1997~1998年金融危機重創(chuàng)時，美國評論家紛紛對遭受重創(chuàng)國家“裙帶資本主義”的缺陷表示哀嘆。

今天，美國在經歷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金融危機之后，世界也由此改變。2008~2009年金融市場的崩潰，不僅暴露了資本主義體制根本性的脆弱，中國在抵抗華爾街內爆余波時所展現的強大力量也暗示著是時候擁抱新的“北京共識”了。

在許多方面這都是一場關于中國的爭論。布雷默自己也寫道，“中國掌握著關鍵”。然而將中國近期取得的經濟成就都歸因于國家的力量而排除市場的作用是否切實呢？這要取決于你來到的是中國的什么地方。比如在上海和重慶，中央政府的影響較大。而在溫州，它那種以企業(yè)和市場為導向的活躍的經濟不亞于我去過的其他任何地方。

事實上，世界大多數國家對經濟均有所干預，只是在干預的強度上和廣度上有所不同。

讓我們首先問一個可以用經驗數據作答的簡單問題。世界上哪個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程度最高，而哪個國家又最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了各國的政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一些極端的國家，比如東帝汶和伊拉克，它們的政府支出超過國內生產總值；而另一些國家，比如孟加拉國、危地馬拉和緬甸，它們的政府支出比例則低得匪夷所思。忽略這些極端的例子，我們來看看中國的情況。中國該比例從30年前的28%降為2009年的23%，根據這一標準，中國在183個有數據可考的國家中排在第147位。德國的政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48%，排在第24位。美國的比例為44%，恰好也排在第44位。根據這種標準，國家干預屬于歐洲現象，而非亞洲現象：丹麥、法國、芬蘭、比利時、瑞典、奧地利、希臘、意大利、荷蘭、匈牙利和葡萄牙，它們的政府支出占比更是高于德國，丹麥的數據為58%，是中國的兩倍有余。

若考察政府的消費性支出水平，即剔除轉移性支出或投資支出、政府對商品和勞務的購買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結果。再次忽略一些極端例子，作為購買者，對經濟影響最大的政府仍是歐洲國家：丹麥（27%）遠高于德國（18%），美國為17%，中國內地則為13%，中國香港地區(qū)為8%，中國澳門地區(qū)為7%。中國唯一超過西方國家的方面是公共部門固定資本的巨大比重。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08年中國這一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21%，為該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它反映出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中國政府仍起著主導地位。西方發(fā)達國家這一支出的相應比例微乎其微，在西方，政府更像一個揮霍者而非投資者，它們以借貸來購買商品和勞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