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當斯圖亞特王朝在1688年失勢后,這個中央集權(quán)的趨勢也就終止了。事實上,“光榮革命”還鼓勵殖民地的人將自己的議會視為與威斯特敏斯特議會同級別的機構(gòu)。一些殖民地議會還通過了法律重申《大憲章》的精神,肯定他們所代表的民眾的權(quán)力。到1739年,拿一位王室官員的話來說,殖民地實際上已成為“獨立王國”,他們的立法“在各自的自治領(lǐng)里具有絕對權(quán)威”,“他們的法律和行動”也幾乎不再對王室“負責”了。
但這也恰恰為我們解釋為什么七年戰(zhàn)爭之前、之中和之后又興起了一股中央集權(quán)潮提供了線索。我們在討論18世紀60年代對稅收問題的爭論時,有必要將這一部分背景考慮在內(nèi)。諾思勛爵領(lǐng)導的政府在傾茶事件后關(guān)閉波士頓港口,實行軍事管制,用鐵腕迫使馬薩諸塞的立法者就范的行徑只是一根導火索,因為殖民地的立法者已經(jīng)多次受到這樣的冒犯了。在1766年廢除《印花稅法》時,議會就已有力地宣布,它“在過去和現(xiàn)在都擁有它所應該擁有的,制定了有足夠約束力和法律效應的法律法規(guī),以約束美洲殖民地及其人民的充分權(quán)力和權(quán)威?!边@才是殖民地爭端的癥結(jié)所在。
或許,這里頭還摻雜了一絲殖民地自尊心萌發(fā)的因素。富蘭克林感嘆道,這里的人曾“對大不列顛和那里的法律和習慣不僅僅是尊重,還很有感情,甚至對那里的時裝也很鐘愛,這倒是大大促進了商業(yè)發(fā)展。人們對英國本土人總是尊敬有加;英格蘭過來的人,這個身份本身就讓人尊敬,憑空高人一等?!钡?,殖民地的人又得到了怎樣的待遇呢?他們不僅僅被視為附屬者,而是被視為“附屬者中的附屬者”;是“蘇格蘭、愛爾蘭和外國流浪者、囚犯后裔、可恥的反叛者等烏合之眾糅合而成的雜居民族”,就好像他們“不配被叫做英國人,只配受怠慢、受約束、受桎梏、遭劫掠”。對這種低人一等的感覺,約翰·亞當斯更強烈地表達了憤怒?!拔覀儾粫蔀樗麄兊暮谂??!彼凇恫ㄊ款D公報》上以“Humphry Ploughjogger”為筆名發(fā)表文章憤怒反駁,“我說我們與老英國人民一樣儀表堂堂,我們也應該和他們一樣擁有自由?!?/p>
在日益劍拔弩張的氛圍中,第一屆大陸會議于1774年秋在費城的卡彭特廳召開了,這次大會聚集了各殖民地議會中更為反叛的元素。在這里,第一次通過了抵制英國政府收繳任何稅項的決議,哪怕在必要時訴諸武力抵抗。但是,塞繆爾·亞當斯提出那句著名口號“無代表權(quán)就不納稅”的目的還不是要反抗英國,而是強調(diào)作為英國一分子的身份。殖民地的人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只不過是在要求與大西洋另一邊的人民同等地享有自由。在這一階段,他們?nèi)詫⒆约阂暈榇笪餮罅硪贿叺挠耍\求真正的、在當?shù)氐拇頇?quán),而不是在遙遠的上議院的“虛無”的代表權(quán)。換句話說,他們希望在一個經(jīng)過改良的準封建帝國中,讓自己的議會與威斯特敏斯特的議會并駕齊驅(qū)。正如1775年曼斯菲爾德勛爵所說,殖民地的人“希望他們與大不列顛的關(guān)系……就像聯(lián)合王國建立之前蘇格蘭與英格蘭的關(guān)系”。
英國的一些富有遠見的思想者—包括偉大的經(jīng)濟學家亞當·斯密和格洛斯特區(qū)教長約瑟夫·杜克爾—都將帝國權(quán)力的下放作為解決方案。只不過,亞當·斯密的想法是建立帝國聯(lián)盟,只將威斯特敏斯特議會作為權(quán)力分散的帝國的最高機構(gòu),而杜克爾的建議是建立一個聯(lián)邦雛形,以英王的統(tǒng)治作為維系帝國的紐帶。諸如約瑟夫·加洛韋等溫和派殖民者則尋求一種妥協(xié),他提議建立一個美洲的立法局,其成員由殖民地議會選擇,其主席由王室任命。但是,倫敦的政府否決了所有這些解決方案。問題已經(jīng)簡化為“哪個議會才至高無上”之爭了。諾思勛爵的政府如今夾在兩個同樣自信的立法機構(gòu)之間,兩個機構(gòu)都聲稱自己擁有合法權(quán)利。他所能做的最多就是承諾如果殖民地的議會征稅后,能夠按要求用做帝國國防經(jīng)費,以及自己的民選政府開支,那么威斯特敏斯特的議會就暫時放棄(雖然它仍保留)征稅的權(quán)力。這還不算,甚至埃爾德·皮特要求從波士頓撤兵的懇求也被參議院否決了。到這時,在本杰明·富蘭克林看來,倫敦政府“聲稱對美洲300萬名善良而敏感的人民擁有統(tǒng)治權(quán),這看起來荒謬之極,因為以他們的決斷力來看,似乎還不足以管理一群豬?!边@種話無疑火藥味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