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巴西躍居這種新地位時懷有一種特別的精神負擔，簡直可以說是一個魔咒。70年前，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擺脫德國納粹的魔爪之后，逃到了巴西，并在里約附近的一座山上定居下來。因為看到這些清涼、寧靜的山，他就會想起故國的阿爾卑斯山。正是在這段時間里，他寫了一本暢銷全球的書——《巴西：未來之國》（Brazil： Country of the Future）。在這本書里，他盛贊巴西創(chuàng)造了“一種全新的文明”，并預言這個國家“注定會在世界的未來發(fā)展中成為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自此，這句話就成了一句口頭禪，一說起巴西，總會不可避免地提起它。但對巴西人而言，那是一種難以完成的未來使命。結果，正如巴西作家阿爾貝托·迪內斯（Alberto Dines）所說，這簡直就是一種“恥辱的預言”。這是本書唯一一處提到茨威格的這句話的地方。我這樣做只是想表明巴西不得不面對這種不可企及的高期望，以及由此滋生的自卑情結：無論巴西取得多么大的成績，似乎總是無法完成所預言的天命。先是日本，后是中國和印度的全球影響力與日俱增，甚至韓國和東南亞的“四小虎”都贏得了贊譽、眼球和投資，而巴西人則以一種他們特有的尖刻、幽默的語調回答：“巴西是未來之國，永遠都是。”

不過，可能，只是可能——未來終于到來了。巴西國歌中有這樣一句描述巴西的話：“（你）是一個巨人，勇敢、美麗、堅強”，不過“永遠斜躺在光輝的搖籃里”。這種豪言壯語讓人對巴西產生了這樣一種印象：她慵懶、容易滿足、過于幼稚、津津樂道于自己的幸運，過于相信上帝的垂青和天命所歸，但懶于自律、懶于不懈努力地實現(xiàn)偉大的夢想。每當他們的國家可能無法發(fā)揮其超常的潛力時，巴西人便失去自信，一時自哀自憐，唱起這幾句歌來。

然而今天的巴西，無疑已經從美夢中醒來，扔掉了搖籃，因為她已經雄赳赳、氣昂昂地大步走向壯年。在過去的一代中，值得注意的不僅僅是巴西巨大的物質成就，巴西實現(xiàn)當前成就的方式和完全兌現(xiàn)承諾的方式同樣值得關注。在獨立后近200年的歷史上，巴西經歷過數(shù)次不堪回首的短暫的威權統(tǒng)治，其中幾次就發(fā)生在近代，不過，每一屆威權統(tǒng)治都無法與俄羅斯和中國長期的集權統(tǒng)治相提并論。巴西在很短的時間內走了很長的路：人民有權對每一項政策和政策變動進行辯論和表決，有權在投票箱里批準自己的選擇。自1985年右翼軍事獨裁政權垮臺以來，巴西已經轉變成了一個民主國家——雖然有時難以控制，成為了權力和平移交的榜樣，因為它至少在名義上尊重法治，政治或行為達不到預期目標時會心生懊惱。

隨著巴西越來越繁榮、富強，越來越有領導力，她與外部世界的接觸也愈加密切，外界有充分的理由關心巴西人想什么、做什么。但巴西人的諸多言行卻讓外界不解。為什么巴西眼睜睜地看著亞馬孫雨林遭受大規(guī)模的毀壞？要知道，亞馬孫雨林發(fā)揮正常的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作用，也就是說，它的健康關乎我們每一個人——如果我們要避免全球變暖的話。為什么巴西如此強烈地反對特別是美國提出的如何減少破壞亞馬孫雨林的建議？為什么巴西的大城市暴力頻仍？為什么一個熱情友好的社會卻對嚴重的階級和種族不平等熟視無睹？為什么巴西要阻撓聯(lián)合國安理會遏制伊朗核計劃的努力？

多年來，來巴西看望我的朋友和親戚不斷地向我問這問那，但問的都是一些基本問題。自從1972年第一次踏上巴西的土地以來，我曾非常幸福地生活在巴西，長達14年之久。這遠遠超過我成年后在任何其他地方生活的時間。格萊美獎獲得者、波薩諾瓦作曲家兼鋼琴家安東尼奧·卡洛斯·若賓（Ant？nio Carlos Jobim）是我最喜歡的巴西藝術家之一。他過去常常警告剛來巴西的人：“巴西可不適合陌生人。”這話說得甚是巧妙，又語帶嘲諷，讓我不禁自問是否永遠自信了解這個國家。我有充足的時間思考各種問題并拿我的觀點問我的巴西的朋友和姻親。不過，我不敢說我知道所有的答案，有時我的話似乎批評過重，甚至有些苛刻。但我對巴西和巴西人民懷有一種深厚而恒久的愛和敬慕。他們的社會是我所經歷的最富人性化的社會之一，盡管她有許多缺陷，但也有同樣多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