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德國，漢斯身邊發(fā)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抱著吉他彈唱俄羅斯與挪威民歌被禁；看史蒂芬·茨威格的小說《人類群星閃耀的時刻》（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也被禁；一個敢于說真話的年輕老師莫名失蹤；當然，還有德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對猶太人的迫害。這些事情像沼澤地的腐葉一層層堆積上來，讓漢斯胸中塊壘橫陳，不吐不快。

1942年夏天，盟軍大規(guī)?？找u科隆之后，亞歷山大·施摩萊爾（Alexander Schmorell）和漢斯·舒和第一次散發(fā)了他們自己印刷的傳單。傳單的第二個主題是反抗納粹暴政和爭取個人自由。它的最后一個主題在納粹統(tǒng)治的無邊暗夜中彈響了振聾發(fā)聵的金屬之音：沉默服從納粹的德國人即是納粹罪惡的脅從犯！

沉默的脅從犯。這是一個很重的罪名，然而在人類歷史中卻是一個常見而精當?shù)淖锩?/p>

人類自從有社會那天起就有“主流民意”。猛人創(chuàng)造歷史，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社會的主流是各色各樣的猛人，代表多數(shù)的主流民意經(jīng)常就是這些猛人的意識。主流民意的傳染性超過非典，一旦降臨必橫掃千軍如卷席。在鋪天蓋地的主流民意面前，真正能做到毛澤東所說“反潮流！硬著頭皮頂住”的，屈指可數(shù)。

舒和兄妹，就是千百年來德國可屈的一個指頭。1942年的德國，普通民眾受戈培爾恬不知恥的法西斯宣傳荼毒既深，很多人對納粹教義奉若圭臬；剩下的雖然對納粹教義未見得心儀，但德意志民族根深蒂固的“執(zhí)行命令不是犯罪”的服從心理讓他們寧愿在現(xiàn)實面前閉上眼睛。

舒和兄妹的偉大，就在于他們敢于挑戰(zhàn)這種怯懦的“主流民意”。在第二號傳單中，他們向德國民眾揭露了納粹在波蘭屠殺三十萬波蘭猶太人的暴行；在第四號傳單中，他們寫道：“我們不再沉默。你們不幸而有我們——你們的良心。白玫瑰定要教你們暗夜難眠！”

實際上漢斯和索菲既非手握重權(quán)的封疆大吏，又非名滿天下的博導，更非動動嘴皮子就來一百萬的明星，他們不過是兩個普普通通的大學生而已。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是理應(yīng)鐵肩擔社會道義的民族精英，天下興亡，干我甚事？努力念書，畢業(yè)弄個肥缺趕緊買車買房是正經(jīng)，何必費心費力去反希特勒，功名利祿沒指望不說，弄得不好蓋世太保一來，肥美人生可就現(xiàn)場玩兒完了！以區(qū)區(qū)兩個大學生與希特勒的納粹戰(zhàn)爭機器對抗，不是以卵擊石，又是什么？

當時，絕大多數(shù)德國人都是這么想的。

正因為當時絕大多數(shù)德國人都是這么想的，所以希特勒才能橫行天下，所以希特勒才能殺人如麻，所以希特勒才能先給猶太人，然后給德國人帶來如此絕世災(zāi)難。

歷史上所有的暴君都是被沉默脅從的人民慣出來的。所以對暴君的出現(xiàn)，每一個具體的“人民”都是有責任的。在總統(tǒng)搞個小蜜馬上就要下臺的國家，是沒有暴君存在的社會基礎(chǔ)的。有德國教授專門就此寫過一篇文章，認為德國人連遭兩次世界大戰(zhàn)浩劫說到底是咎由自取，翻譯成北京話，就是：“活該！”翻譯成四川話，就是：“背時！”

舒和兄妹就不這么想。他們明知自己勝算寥寥，卻依然奮勇出列，替天行道，做擊石的那第一個雞蛋。他們的精神與二十世紀初中國的一位偉人息息相通，就是那個因皇帝臨陣陽痿而改革失敗、明明可以逃出生天卻定要留下以頭相應(yīng)的共和英雄：“不有行者，誰圖將來；不有死者，誰鼓士氣！歷來變法，必有流血。流血請自嗣同始！”

譚嗣同，這個在腦中如電光石火，出口即晴天霹靂的偉大名字！

這就是Zivil Courage——普通民眾不畏威權(quán)反抗一切壓迫的那種以卵擊石、響遏行云的勇氣。我把它翻譯成“平民勇氣”。

我在網(wǎng)上查到了索菲的照片。她是個嬌小溫柔的姑娘。我第一眼就愛上了她，不是因為她的生日跟我一樣都在5月9日，而是因為她如此典型地代表著Zivil Courage那青春永不老的驚人美麗。

Zivil Courage雖然美麗，卻十分弱小，所以像希特勒這樣的獨裁者并不重視他們。他重視的是那些手握軍權(quán)、曾數(shù)次放置炸彈想炸死他的軍內(nèi)反對派。據(jù)說希特勒專門下令把絞死那些軍內(nèi)革命者的情況拍成電影，作為飯后甜食反復(fù)觀看。而像舒和兄妹這樣的大學生，可能他們被處死的事情希特勒都不知道。

希特勒重視錯了。他不懂“千夫所指，不疾而亡”，他不懂“人心向背，所向披靡”，他甚至忘了“民可載舟，亦可覆舟”。舒和兄妹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他們的力量卻正在于他們的微不足道。他們就是納粹德國這座大山壓在最底層的那一粒微不足道的種子，沒有陽光、沒有雨露、沒有沃土，甚至沒有空間，然而他們頑強地發(fā)出稚嫩的新芽，頑強地伸出不屈不撓的根須，頑強地開出耀眼的花朵，頑強地結(jié)出不可抗拒的果實。是的，他們沒有戈培爾覆蓋整個德國社會的電影、電視、報紙、雜志等宣傳利器，他們只有薄薄的一頁油印傳單而已。然而，就是這薄薄的一紙，其殺傷力卻令戈培爾所有的宣傳機器都望塵莫及。他們不僅勇于以卵擊石，而且他們甚至一定要撞在那塊石頭最硬的地方：“從希特勒的嘴里說出的每一個字都是謊言……那些今天仍然不相信納粹邪惡存在的人，他們遠遠沒有理解這場戰(zhàn)爭的形而上的背景……我們必須在邪惡最強有力的地方攻擊它，這個最強有力的地方就是希特勒的權(quán)力！”（摘自第四號傳單）

在他們被捕前兩天，索菲曾向朋友說過：“已經(jīng)有如此多的人為了這個暴政而死，現(xiàn)在應(yīng)當有人為了反抗這個暴政而死了！”而就在這一天，漢斯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走過太多的彎路。我知道，深淵正在我面前張開大嘴，漆黑的暗夜包圍了我求索的心靈——但我義無反顧地踏入深淵。想想克勞德爾（Claudel）的那句話吧：La vie，c’est une grande aventure vers la lumiere（生命就是導向光明的歷險）！”因為無知所以無畏的人到處都有，但舒和兄妹卻是因為有知所以無畏。

真正的痛苦是沒有信仰。舒和兄妹是幸福的人，因為他們有真誠的信仰。牢獄之災(zāi)，甚至失去生命，都不是能讓他們止步的痛苦。

漢斯甚至相信痛苦能給人力量。他在1942年8月24日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堅信痛苦擁有無窮的力量。真正的痛苦就像一個浴缸，我們將從中浴后重生?！彪x開位于慕尼黑威特斯巴赫宮（Palais Wittelsbach）的死牢時，他用鉛筆在墻上寫下了：“為反抗所有的暴力，善待自己！”對于自己再次入獄，漢斯早就預(yù)言過。在俄羅斯實習的時候，他在日記中寫道：“也許我將再次入獄，也許還有第三次、第四次。監(jiān)獄不是最可怕的，也許它甚至是最好的東西……在獄中我找到了愛，而伴隨著愛的一定是死亡，因為愛從不要求回報，因為愛不需要代價?！?/p>

那么，是什么讓舒和兄妹忘卻了所有的恐懼和痛苦呢？是什么讓他們?nèi)绱溯p松地超越痛苦、視死如歸呢？好像宿命，這個答案就在由庫特·胡伯教授（Kurt Huber）執(zhí)筆，由舒和兄妹散發(fā)的第六號，也是他們最后一期傳單中：

“自由與尊嚴！十年了，這兩個美妙的德語詞被希特勒及其同伙榨干了汁液、砍盡了枝葉、擰歪了脖子，讓人一聽就忍不住地惡心。只有希特勒這樣拙劣的業(yè)余演員才能如此成功地把一個民族至高無上的價值扔進豬圈。十年來他們剝奪了德國人民所有物質(zhì)和精神上的自由，毀滅了德國人民全部的道德基礎(chǔ)，這充分證明了他們嘴里夸夸其談的自由和尊嚴到底是什么……同學們！德國人民在看著我們！他們期待著我們！1813年我們戰(zhàn)勝過拿破侖的暴政，現(xiàn)在我們要用同樣的精神力量去摧毀納粹的暴政！”

四年之后，1946年7月11日，在遙遠的東方，國民黨特務(wù)悍然暗殺了民主斗士李公樸。在四天以后的李公樸追悼會上，另一位民主斗士聞一多發(fā)表了他流芳百世的《最后一次演講》：“你們殺死了一個李公樸，會有千萬個李公樸站起來！……我們都會像李公樸先生那樣，跨出門去，就不準備再跨回來！”演講完畢，聞一多先生旋出會場即遭國民黨特務(wù)暗殺，真的沒能再回到他剛剛離開的家。

果然，就有千萬個李公樸站起來了，就有千萬個聞一多站起來了，當時的愛國青年，都直奔延安而去了。國民黨就這么倒了。那時的國民黨不明白，殺死聞一多就等于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