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如果想成為管理世界的一分子，希望為世界設定規(guī)則、制定政策和執(zhí)行決策，就應當認認真真地遵循這些原則。美國及其外交官與所有人一樣，都還有很多東西要學。

美國糟糕透頂的外交

外交是一個加強器：它是能夠改變物質內在結構的行為方式。小布什領導下的美國進行的是一種具有諷刺意味的外交：一個強大的國家居然因為聽覺不靈的外交削弱了在世界舞臺上的影響力。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在上任的最初100天里，巴拉克·奧巴馬向此前被貼上敵手標簽的國家，比如委內瑞拉、古巴、俄羅斯、伊朗、緬甸和敘利亞等，紛紛伸出橄欖枝—關于“孤立，或對于美國，或對于其敵手，都是為了國家利益”的神話也隨之破滅。但是當奧巴馬嘗試用“嚴厲的愛”代替馬基雅維利提出的“愛與恐懼二重性”時，他還沒有證明外交不只是武力的小表弟。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賦予奉行新座右銘的美國國務院大大超過以往的權力，“外交在行動”。

如今美國外交官還遠不具備與職業(yè)需求相匹配的足夠的權力。人們在他們身上看不到反應機敏和足智多謀的風范，反而常常聽到他們冒出這樣的陳詞濫調：“這是一個需要優(yōu)先考慮的問題”，緊接著他們又突然偏轉到類似于這樣泄氣的話上：“我們不知道它什么時候發(fā)生。”在美國國務院古老的組織結構圖中，經濟、安全、公共外交和其他領域與地區(qū)辦公室的業(yè)務是分開的，此外，還設置了負責全盤的“全球事務局”，從氣候變化和疾病防治到人權和民主，幾乎無所不包。為擴展這些像煙囪一樣的柱狀圖，國務院又設置了特使、特別代表和高級政策顧問等職位，從打擊毒品到打擊恐怖主義，所有事務都歸他們負責。一位評論員對此發(fā)表評論說：“那么多的沙皇，足以讓弗拉基米爾·普京感到嫉妒?！迸c此同時，經政治任命的越來越多的大使走上外交崗位，他們都是從總統(tǒng)大選捐款者名單中挑選出來的有功之臣。這些人只是“服務于總統(tǒng)喜好”的富豪，而不是能與所駐國構建持久關系的職業(yè)外交官。結果是，超級特使之間爭名逐利，白宮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組成核心集團，統(tǒng)攬一切重要決策，而總統(tǒng)的朋友們占據著美國半數以上的大使職位。因此，現在當你看到非常多的美國外交官生活在半抑郁狀態(tài)中，也就不足為奇了。

更糟糕的是，大使館許多外交官的工作經常受到限制，而沒有得到充分的授權。美國外事官員過去常常遠赴目標地區(qū)，冒險開展考察，與當地居民建立關系，同時學習當地方言。但自從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后，外交官躲進了被層層路障包圍的、戒備森嚴的大使館內，而且越來越多的使館正從所駐國首都的中心區(qū)域撤離，向設有鐵絲網圍欄防護的遙遠的郊區(qū)辦公場所轉移。在巴格達，有900名美國外交官盤坐在四圍環(huán)繞沙袋的世界上最大的使館內辦公。這不由讓人想起美國駐伊拉克前大使愛德華·佩克所說的一句話：“我不知道在這種狀況下如何開展外交活動?！泵绹诎突固故锥家了固m堡的大使館也以“相似的風格”建成了，至于它如何發(fā)揮實際作用，沒人能搞清楚。

其實大可不必如此。以往如果外交官不干涉東道國的內政，就享有豁免權，而如今成功的外交恰恰需要這樣做。沒有外國人仍然關心美國官員在想什么，因為相比之下，他們發(fā)表的言論要重要得多。大使館必須成為經濟、情報、軍事、發(fā)展和其他領域專家的前沿哨所，致力于給當地社會帶來積極的變化，向當地人提供他們的政府可能無法提供的服務。比如在巴基斯坦，美國就應當派出農業(yè)技術團隊、教育項目設計師和熟知當地文化的敏銳的談判專家，讓他們定期出入麻煩不斷的普什圖族部落地區(qū)，與美國或巴基斯坦的非政府組織緊密合作，給那些長期遭受戰(zhàn)爭和腐敗摧殘的村莊送去看得見、摸得著的利益。在這樣的地區(qū)，外交官絕不應該向當地人宣講如何管理自然資源或禁止使用童工之類的長篇大論，而應當挽起袖子干活，實實在在地幫助他們提高生活水平。許多外交官都已承認，“和平隊”的志愿者是美國曾經擁有過的一群最好的大使。事實也的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