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美國問題來說，如果設想英國要在憲政基礎上建立橫跨大西洋的帝國，反事實的假設就有必要從斯圖亞特王朝末期包括其被流放的繼任者開始。因為對于18世紀的英屬北美來說，仍然有可能作為英國的屬地處于那個命運詭譎的王朝的統(tǒng)治之下。這就可能帶來兩種完全不同的立憲方式，而二者都可能會讓英帝國從內(nèi)部得到鞏固。如果詹姆斯成功地重建了殖民地政府并在1688年沒有失去王位，就會采取第一種立憲方式。如果詹姆斯的后代重新奪回詹姆斯失去的王位，而且英國與殖民地的關系仿效起英國的三個王國之間的憲政關系，第二種立憲方式就會被采納。

有人也許會認為，詹姆斯二世關于美洲殖民地的計劃反映的是對官僚中央集權的固守以及對議會代表制的反對。但由于他對殖民地統(tǒng)治為時已久，且已廣泛參與殖民地事務，這個計劃可以說是針對美洲現(xiàn)實深思熟慮的結果。在第二次英荷戰(zhàn)爭后，當時還是約克公爵的詹姆斯獲得了紐約和新澤西的殖民地所有權。紐約向作為領主的詹姆斯要求建立議會，但關于殖民地沖突的經(jīng)驗讓他始終抵制這個要求：1683年他勉強同意建立議會，但在1685年即位后他立刻廢止了議會，紐約也成為了英王直轄殖民地。同樣，隨著1684年特許狀的撤銷并成為英王直轄殖民地，馬薩諸塞也失去了自己的議會。此后，詹姆斯進而將康涅狄格、馬薩諸塞、新罕布什爾和羅德島合并為一個新的聯(lián)合體，即新英格蘭領地，設一名總督進行管理；后來，新澤西和紐約也被納入其中，人們開始擔心詹姆斯會像這樣將美洲所有的殖民地合并為兩或三個“領地”。對殖民地議會的壓制以及總督權力的擴大，其意圖首先是要把殖民地變成有防御力量的軍事單位，其次才是迫使桀驁不馴的公理會實施宗教寬容。但這兩項措施結合卻全面引發(fā)了對在英國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羅馬教會勢力與專制權力”的恐慌。當1688年12月詹姆斯出逃的消息傳至殖民地時，反抗情緒瞬間爆發(fā)了：北美也迎來了它的光榮革命。

但是，如果1688年英國沒有發(fā)生光榮革命，處于當時發(fā)展水平的北美殖民地會不會起來反抗政府合并殖民地為領地、取消或壓制議會等做法？沒有18世紀的議會結構，殖民地立憲辯論也不一定會在當時采取那種形式。假如北美在早期就有效地歸屬了英國當局，同時英國國內(nèi)威斯敏斯特、愛丁堡和都柏林的議會（尤其是前者）并沒有發(fā)揮那么重要的作用，北美在18世紀六七十年代反抗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了。

因此，正如當時的輝格黨人所堅信的，第一種選擇假設斯圖亞特王朝的統(tǒng)治意味著議會的終結。這至少還有待考證：如果說查理一世、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與議會難以共處主要是因為宗教上的沖突，那么我們可以另外假設，如果斯圖亞特王朝就宗教問題與議會達成妥協(xié)，其實就和其他王朝一樣不會再那么反對民主議會。這個假設在1688年后的斯圖亞特王朝史中可以找到一定的根據(jù)，因為1688年詹姆斯二世的出逃并沒有解決這個王朝的遺留問題。在1689~1690年、1692年、1695~1696年、1704年、1706~1708年、1709~1710年、1713~1714年、1714~1715年、1716~1717年、1720~1722年、1725~1727年、1730~1732年、1743~1744年、1750~1752年以及1758~1759年，斯圖亞特王朝都曾“策劃、發(fā)動或被發(fā)現(xiàn)”有復辟的陰謀。詹姆斯二世黨人唆使的外國侵略則在1692年、1696年、1708年、1719年、1744年、1746年和1759年受挫，原因則是惡劣的天氣和皇家海軍的抵抗（各自參半）。與此同時，詹姆斯二世及其子孫都不斷地宣稱，對于此前他們似乎橫加威脅的立憲形式，他們其實是尊重的。1689年以后，奧蘭治的威廉、輝格黨人和漢諾威王室支持者都對議會代表制極度缺乏耐心，此時流放在外的斯圖亞特王朝卻反而開始呼吁建立獨立清白的自由議會。與解放威斯敏斯特、愛丁堡、都柏林議會這個目標同時產(chǎn)生的還有一種強調(diào)君主權力的立憲理論，認為英格蘭、愛爾蘭、蘇格蘭的聯(lián)合王國必須效忠于同一個君主。1660年君主制復辟特意取消了克倫威爾與蘇格蘭和愛爾蘭的結盟；斯圖亞特為了爭取蘇格蘭的支持，也決定解除1707年的結盟。蘇格蘭的詹姆斯二世黨人既希望斯圖亞特王朝復辟，也希望恢復愛丁堡議會；愛爾蘭的詹姆斯二世黨人則提早幾十年就認為愛爾蘭應該和英格蘭擁有同等的立法權，此觀點在18世紀80年代得到了愛爾蘭輝格黨政治家的大力鼓吹。如果詹姆斯二世沒有自毀于其狂熱的宗教熱情，對他來說這種方案也許是相當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