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給獄中戰(zhàn)友的寄語，對“紅小鬼”時的朋友產(chǎn)生著極大的影響力。1974年9月9日，丕顯叔叔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大意是：“我沒有見到您老人家將近八年了，我時常想念著您，我對您老人家和親愛的黨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離審查中，長期沒有過黨的生活，又長期沒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勢太遠了，內(nèi)心十分著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懇切要求主席和黨對我早日從寬處理，給我一點我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實踐中徹底改造自己……”此信真靈，毛主席八天以后做了批示，丕顯叔叔才擺脫了八年的囚禁囹圄之生活。我父親這樣勸導(dǎo)丕顯叔叔完全是真誠的，他們傾心相交幾十年，當(dāng)時他所處的環(huán)境太殘酷了。

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fēng)”開始，小津匆匆跑來看我父親是否安全。父親送他出門時臉色凝重，聲音堅決地對他說：“今后要丟掉一切幻想，告訴阿丕不要再想出來工作了?！?/p>

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逐漸明確了所要從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yè)，端正了黨的指導(dǎo)思想。我父親先是大膽為解放老干部而效力，后又為識別、選拔年輕干部和四化干部而努力。因為他知道改革開放的事業(yè)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中國共產(chǎn)黨要用自己的腦子想問題，走自己的路，真正將中國建設(shè)成一個民富國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寄希望于從實踐中涌現(xiàn)出來的優(yōu)秀年輕人。他明白自己也是一個過渡性的人物，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chuàng)的事業(yè)是一個未竟的長期事業(yè)。

同時，他的兩位“紅小鬼”出身的戰(zhàn)友也處處幫助他、提醒他、規(guī)勸他、配合他。譚啟龍同志“文革”后先任青海省委書記，后任四川省委書記，1982年在他68歲時，率先向中央提出辭去領(lǐng)導(dǎo)職位，退居二線的請求。丕顯叔叔則在1980年就向鄧小平同志推薦38歲的年輕干部王兆國同志。這有《鄧小平文選》二卷為證，下面是小平同志1982年7月4日“在軍委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一段：

“前年，我同陳丕顯同志到第二汽車制造廠，有個副廠長陪同我們參觀，我發(fā)現(xiàn)這人不錯。我說他不錯指什么？一個那么大的汽車廠，他是技術(shù)骨干，工作勝任，這是講能力。他的年齡那個時候是三十八歲，現(xiàn)在四十多。更重要的一點，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打擊的，他是反對打砸搶的，以后一直是表現(xiàn)好的，包括對待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fēng)’這些問題在內(nèi)。這樣的人才特別可喜。這樣的人有的是，而且容易鑒別。這件事要放在我們經(jīng)常的日程中間。我們講了幾年了。大家一致認為是一件大事，但是做起來很不容易。不解決選擇人才的問題，我們交不了班，歷史會給我們寫下一筆?！边@位副廠長就是王兆國同志。在小平同志和丕顯叔叔的推薦下，我父親不敢怠慢，并代表組織親自做了考察。

1983年，黨的十二大以后，黨中央以干部四化為標(biāo)準(zhǔn)提拔了一大批年輕干部，又于1985年召開了一次黨的代表大會，給年輕干部的篩選、任用再鋪設(shè)一級臺階，再進行一次全黨性的選拔。

父親于1989年4月15日逝世。他的墓地在江西共青城的一座山丘上，面對開闊的鄱陽湖，墓碑后是一排茂密的青松。墓碑上刻有他的頭像，撰有他的生平。他雙眼凝視的前方鐫雕著黨徽、團徽、隊徽。三枚徽章代表著一個組織整體。胡耀邦、陳丕顯、譚啟龍、賴大超只是這一整體中的一分子、一滴水，由于整體的存在，他們將永遠不會干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