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1月，當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起義時，曾國藩雖然此時遠在京城，但與之即發(fā)生了關系——他立即上了一個奏子，竭力推薦江忠源等赴廣西清剿；咸豐皇帝聽從曾國藩的意見，立派江忠源前往廣西。然而事態(tài)的發(fā)展并不如咸豐和曾國藩所期望的那樣，將起義很快鎮(zhèn)壓下去，而是越來越不可收拾。5月，曾國藩又一次上《敬呈皇圣德三端預防流弊疏》，其主要內容是對咸豐皇帝從三個方面進行批評：一是苛于小節(jié)，疏于大計；二是徒尚文飾，不求實際；三是出爾反爾，剛愎自用。如此直言不諱，如此激烈陳詞，哪像是在向皇帝進言！簡直是在教訓皇帝、警告皇帝！“反了！簡直是反了！”這份奏疏讓年輕的咸豐皇帝沒有看完就將它扔到了地上，并招來軍機大臣欲問罪這個膽大犯上的家伙。最后結果雖然是在大臣們的苦苦求情下曾國藩終免于了罪責，但由這件事情可知，對于當時朝中辦事效率低下、處于內外交困之中碌碌無為的局面，曾國藩表現得很有點應了“皇帝不急太監(jiān)急”的一句俗話。

而這件事情對于咸豐皇帝來說，或許他覺得這曾國藩雖然話說得很不好聽，但念在他也算是好心，也便沒為難他，也從沒想過要讓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書生領兵去抵擋洪秀全的太平軍；而對于曾國藩來說，他覺得自己作為人臣，該說的該做的都已說了和做了，盡管太平軍勢力越剿越大，但他也從沒想過一介書生的自己要走向戰(zhàn)場。

曾國藩摻和進這場戰(zhàn)爭多少有點偶然。這里之所以用“摻和”這個詞，是因為這場戰(zhàn)爭他本來完全有可能置身事外的。

1852年夏，曾國藩被咸豐皇帝任命為江西鄉(xiāng)試正主考官。8月，當曾國藩行至安徽太湖境內小池驛時，得到母親去世的噩耗，真如五雷轟頂，淚如雨下。根據大清例制，父母去世，官員可離職奔喪和丁憂。于是曾國藩急急忙忙向朝廷請過假后，便火急火燎地改水路回鄉(xiāng)奔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