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我的生活》和《付出：我們可以改變世界》兩書一樣，我在此要特別感謝賈斯汀·庫珀（Justin Cooper）。在本書的撰寫過程中，他協(xié)助我收集并整理材料、作研究，并修正了書中謬誤。在我撰寫草稿和修改期間，他還幫助我使本書盡量清晰易讀。在成書前的最后幾周，貝茨·麥克馬納斯（Besty McManus）和凱特琳·克雷沃克利（Caitlin Klevorick）幫助賈斯汀對書中內(nèi)容進行了核實校對。

我的編輯鮑勃·戈特利得（Bob Gottlied）和執(zhí)行編輯凱瑟琳·胡里根（Katherine Hourigan）一如既往地給我提供了寶貴的幫助，使得本書在內(nèi)容和風格上都能引起更多讀者的興趣，并對他們有所幫助。

此外，我還要感謝諾普夫書局（Knopf）其他成員的支持：書局董事長兼總編輯桑尼·梅塔（Sonny Mehta），總裁托尼·奇里戈（Tony Chirico），還有卡羅爾·卡森（Carol Carson）、瑪麗亞·馬西（Maria Massey）、杰茜卡·弗里曼–斯雷德（Jessica Freeman-Slade）、安迪·休斯（Andy Hughes）、弗吉尼婭·坦（Virginia Tan），以及其他幫助文字校對并在極短時間內(nèi)將本書整理出版的工作人員。

我還要感謝閱讀了全部或部分書稿的人員，首先要感謝希拉里和切爾西，接著是我的律師鮑勃·巴尼特（Bob Barnett）、道格·班德（Doug Band）、奧斯卡·弗洛里斯（Oscar Flores）、羅蘭多·岡薩雷斯–邦斯特（Rolando Gonzalez-Bunster）、布魯斯·林賽（Bruce Lindsey）、特里·麥考利夫、約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瑪特·麥克納（Matt McKenna）、馬克·韋納（Mark Weiner）。

有很多人向我提供了關于次貸危機、企業(yè)稅制改革，以及本書所討論的其他話題方面的重要信息和真知灼見。我在此要對他們一并表示感謝。

在我撰寫本書之時，克林頓基金會、克林頓總統(tǒng)圖書館和總統(tǒng)中心、公共服務學校、克林頓全球倡議，以及我們在海地的工作并未受到影響，這要歸功于那些堅守崗位的人。我在此想要特別感謝幾個人，他們分別是我的幕僚長和海地事務全權代表勞拉·格雷厄姆（Laura Graham），“更健康一代聯(lián)盟”的負責人金妮·恩里奇（Ginny Erlich），鮑勃·哈里森（Bob Harrison）以及為“克林頓全球倡議”工作的全體職員，艾拉·馬加齊納（Ira Magaziner）和“克林頓艾滋病行動組織”全體職員，我的外交助理兼“克林頓全球倡議”聯(lián)絡員埃米·德賽（Ami Desai）。

最后，我要感謝那些為我今天的工作奉獻時間和金錢的人們。正是有了他們，才使得我的工作成為可能。他們不分政治團體、來自各個收入階層和年齡段，他們既有美國人，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友人。他們每天都在用自己的行動證明：合作勝于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