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自從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國門被打開之后，中國的思想界就一直暗流涌動。只不過，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文化傳統(tǒng)的堅冰亙古久遠，思想界始終無法產(chǎn)生余英時先生所謂的“哲學(xué)的突破”。這方面，我覺得林則徐最有代表性，值得解剖一下。正如蔣廷黼先生所言：“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shù)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則徐就是個好例子?！彼^的默而不言，就是既不給最高執(zhí)政者訴說，也不在社會的公開層面上訴說，僅僅限于朋友之間的竊竊私語。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林則徐被貶后，在“效力贖罪”的祥符河工工地上，致友人戴絅孫的信中說：“逆船倏南倏北，來去自如，我則枝枝節(jié)節(jié)而防之，瀕海大小口門不啻累萬，防之可勝防乎？果能亟籌船炮，速募水軍，得敢死之士而用之，彼北亦北，彼南亦南，其費雖若甚煩，實比陸路分屯、遠途征調(diào)所省為多。若誓不與之水上交鋒，是彼進可戰(zhàn)，而退并不必守，誠有得無失者矣。譬如兩人對弈，讓人行兩步，而我只行一步，其勝負尚待問乎？”說完后囑對方“勿為異人道也”。一年后，在致另一友人吳嘉賓的信中，林則徐再次談到中西的差距，說對方“目無中華”，“所向無不披靡”，而我則“千瘡百孔”，無處“可以解嚴”。說完后囑付對方：“惟祈密之，切勿為外人道也?！蓖辏百H謫之地伊犁的途中，在蘭州致書姚春、王柏心，第三次談到中西差距：“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nèi)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nèi)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后，須輾轉(zhuǎn)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wù)，既遠調(diào)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況逆船朝南暮北，惟水軍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內(nèi)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皆覿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故所謀往往相左。徐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矣。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說完后交待：“兩位先生非親軍旅者”，我“亦正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禱切，禱切”。

林則徐的這種作為，很讓蔣廷黼先生看不上，嚴厲批評曰：

難怪他后來雖又做陜甘總督和云貴總督，他總不肯公開提倡改革。他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他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斗。林文忠無疑的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chǎn)品。他尚以為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別人更不必說了。士大夫階級既不服輸，他們當(dāng)然不主張改革。

主張撫夷的琦善、耆英諸人雖把中外強弱的懸殊看清楚了，而且公開的宣傳了，但是士大夫階級不信他們。而且他們無自信心，對民族亦無信心，只聽其自然，不圖振作，不圖改革。我們不責(zé)備他們，因為他們是不足責(zé)的。

蔣廷黼先生不知道，中國的士大夫，不管是知識分子還是官員，從古至今，是不能公開言說外國制度與文化是超過中國的。否則就有被罵成漢奸的危險，比如琦善和耆英。當(dāng)然他更不知道，就連他自己，都會因為這種批評而影響自己的清名，被牟安世先生罵作是“拾人牙慧”的“中國買辦學(xu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