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站練兵之時，繁忙的工作之余，袁世凱還堅(jiān)持參加天津的維新活動。這個時候，他的基本政治態(tài)度就是改革。他說：“國政腐敗，必須積極變法圖強(qiáng)，方能有轉(zhuǎn)機(jī)?！币痪湓?，人家不是裝的，人家是真心維新?？梢哉f除了徐桐那樣的老頑固，甲午戰(zhàn)后主事的官僚們，沒有一個不想著維新的。只不過對于一個嗜睡的恐龍，不加重些刺激，它是沒反應(yīng)的。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刺激又來了。德國強(qiáng)占山東膠州灣，其他列強(qiáng)緊隨其后，英國要租威海衛(wèi)，俄國干脆派軍艦占領(lǐng)旅順、大連灣，法國要租廣州灣……由此引發(fā)中國新一輪的民族危機(jī)，維新變法的聲浪也隨之高漲。這讓在南方又是教書又是寫書、又是辦報又是移民的康有為再次激動起來，他放下手頭的一切，重新北上了。第五次上書清帝，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國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謀變政”，下策是“聽任疆臣各自變法”。在這次上書中，他還說出了別人不敢說的話：“職恐自爾之后，皇上與諸臣，雖欲茍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伴隨著康有為上書的高潮，袁世凱也在用自己的門路影響當(dāng)權(quán)人。這個時候，他已經(jīng)被提升為直隸按察使（仍專管練兵事宜），但仍沒有直接向光緒皇帝上書言事的資格，只可上謝恩、接印等例行奏報的折子。所以他選擇給翁同龢上書，這就是著名的《上翁同龢變法說帖》。為了說明袁世凱變法的誠意與變法的見識，有必要全文展示一下：

謹(jǐn)陳管見。竊維自古之天下，不能無非常之變。遇非常之變徒諰諰焉蹙額疾首，諉為時數(shù)之適然，而日聽其陵夷衰微，不肯破膠固拘墟之成見，急起變法以應(yīng)之，恐卒至于束手待斃，而不可就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