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趙一凡，一個殘疾人，“文革”時不辭酷暑嚴寒，奔走于北京各個院校，選錄大字報，收集小報、傳單和當時難得一見的地下文學(xué)作品，還有禁書。細心地分類編號，抄寫翻拍，予以保存，十年如一日?！拔也恢?，”作者寫道，“一凡當年收集這些資料時有什么打算，但像他這樣當時就懂得這些數(shù)據(jù)的價值并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絕無僅有。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一凡拄雙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屬支撐著，一條腿在地上拖著幾乎抬不起來，可以想象……（他做這些事）多么吃力，多么辛苦，除了一凡誰能有這樣的執(zhí)著和細心？”

這成噸的珍貴資料在一凡被捕時沒有失去是一個偶然；他死前立遺囑要把它交給作者處理作者因為坐月子未能及時知道是一個偶然；知道時已經(jīng)被一凡的保姆賣給了廢品收購站無處追尋更是一個偶然。這些偶然因素的隨機遇合，驚濤駭浪攝魄揪心的程度不亞于宏觀歷史的突發(fā)事變，更不是任何一個雨果或者狄更斯虛構(gòu)得出來的。我們在痛心疾首之余，甚至已經(jīng)沒有力氣為它偶然地得以留下些少劫火余燼，而額手慶幸。

余燼之一是，文革以后《光明日報》發(fā)表遇羅克的《出身論》，原文就是一凡提供的。我不知道血腥污泥深處，埋葬著多少遇羅克這樣的人杰和《出身論》這樣的好文。我感激由于一凡，我們得以見其萬一。但是書中一凡，仍然是日常生活中的個人。他那面對陌生人時的靦腆失措，白床單下顯得有些怪異的畸形，以及雖坐牢也沒有改變的、不同于官方的共產(chǎn)主義信仰，協(xié)同地組成一個整體——他這個人。我們的信仰可以和他不同，我們可以奇怪他為什么如此執(zhí)著，但是我們絕對不會因此減少，對于他的愛和尊敬。

作者的另一位朋友史鐵生，也是殘疾人，也是英年早逝。我讀此篇，印象最深的是他和作者的相逢：荒涼的一九七四年，在荒涼的地壇公園，各自讀書的兩個陌生人，偶然交談起來，她有些反黨言論。他說，“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嗎？不怕我告發(fā)你？”她說，“這里沒證人，如果你告發(fā)，我就全推到你頭上”。“我們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作者寫道，“這樣的一種友誼，在那個親友間也只能用手握得緊一點兒來表示心照不宣的年代，幾乎不可想象。只有在充斥著蒼涼傷感的自然氣息的地壇公園才是可能的。”

在那個用假話套話交往是生存條件的時代，說真話是心靈的呼吸。心靈，只要是自己的，就是活的，就需要呼吸。對于擁有自己的心靈、即擁有個體自我的人們來說，只要有機會在某處單獨相對，那個某處就有可能成為地壇公園。就在這同一年，作者遇到東海艦隊的海軍軍人郭海、安曉峰、楊建新……才知道軍人也是人，也有大于安全需要的說真話的需要。她把他們作為體面的朋友介紹給了一凡，直到被當局發(fā)現(xiàn)“一網(wǎng)打盡”。

那些年，“一網(wǎng)打盡”的故事遍布城鄉(xiāng)，多到無法統(tǒng)計。縱能統(tǒng)計，也只是數(shù)據(jù)：帽子數(shù)據(jù)，勞動力數(shù)據(jù)，非正常死亡數(shù)據(jù)等等。所謂“人”的發(fā)現(xiàn)，竟然起因于憂傷，也令人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