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國民黨政府一再退守，遲遲不宣戰(zhàn)，激起全國人民、特別是學生，從四面八方涌向南京請愿。清華大學一位歷史系年輕講師吳其昌，本是王國維的學生，在學生運動開始時，便率其弟吳世昌，兩人奔赴南京中山陵哭靈，要蔣介石立即和日本宣戰(zhàn)。全國人民動了，清華的學者學子也不得不動了。

我應該承認，在這種大變動面前，我是未曾盡我應盡的責任的。我似乎在與人比賽：看誰讀的書更多，誰寫的文章更多。這都是消磨人志氣的事。

有人說，清華也有新詩人曹寶華，我也跟著這樣說。這是因為北京的新月派詩人太多，其中以北大學生居多，清華學生中居然也有一人，這是十分可貴了（聞一多是后來才回清華的）。新月派的詩，詩句堆集一起，很像許多方方正正的豆腐干，所以又被稱為方塊詩派。在上海有些新詩人中，有人又稱新月詩為“改組派小腳”。確實當時新月派詩人中，有人在想把杜甫的詩改為（不是譯為）新詩，這些人常以“新”中的“正統(tǒng)”自居，稱不拘形式者為“海派”，甚至是“鴛鴦蝴蝶派”。但是，北伐勝利后，許多北方學者與文人南下，這使南北之分，變得不那么尖銳了，也逐漸融合了。但也不是平平靜靜地融合的。

我在清華，看見有兩個人的活動對青年學生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是極能團結人、并有組織力的鄭振鐸。他到了北京，在燕京大學教學，同時他的早年朋友朱自清用了很大力量也聘他在清華兼課。但是，一年后燕京大學認為他是海派而不續(xù)聘，清華大學亦因同樣理由，不擬聘任。他當然只好仍回上海。但他做的事業(yè)，卻令人不能忘記。他不是任何政治黨派的信徒，在文學上也無固定的主張，他的大著《文學大綱》，圖文并茂。他每到一處，許多新舊老少，卻都愿意和他接近。那時，很多有權勢的文化界人士都在爭取青年，但似乎都不如他個人力量大。他費了很大力量籌辦的大型刊物《文學季刊》，團結了無數的青年文人，主編職務留給剛從學校出來的章靳以。這刊物出版后，許多青年作家，立刻成為舉國稱譽的新詩人、新小說家、新戲劇作家等。曹禺的《雷雨》、吳組湘的《二千八百擔》、李健吾的《福樓拜評論》、林庚的詩，最初都是在《文學季刊》上發(fā)表的。當時他們都是清華的大學生或研究生。特別是前二者都是在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的，不僅得到上海魯迅和茅盾的高度評價，而且介紹到國外，也令外國人久讀久看不厭?！段膶W季刊》雖然時間不長，但它和魯迅當年在北京辦《語絲》等文學刊物，在團結和培養(yǎng)新一代青年作家上所起的作用，可說是相同的。《語絲》使北大很多青年成為新文學的柱石。《文學季刊》也使清華很多同學成為新文學的棟梁。靠鄭振鐸的努力，靠章靳以及其朋友的誠懇勞作，可證明南北方的青年和文化人是一致的。分南北，本不應該，若以己為雅，以人為俗，更不應該。

鄭振鐸雖然被迫回上海，但沈從文在北京繼續(xù)做了鄭的未竟工作。沈從文在1933年的結婚典禮，可說是南北作家歡聚的盛會。由胡適之主婚，婚禮上有大講公安竟陵學派的新月老人，也有歌頌《滅亡》、《新生》的激流作家，看來這個聚會本身就似乎是沈從文本身的性格。他讓南北、新老作家在一起，設法互相了解，新月與烈火并存，苦茶與紅酒共飲。接著，《大公報》的副刊《文藝》，提供了他們共同發(fā)表文字的機會。這也是鄭振鐸等人要辦《文學季刊》的目的。沈從文在此時還發(fā)表了一篇《論京派與海派》的文章，意在泯除南北或京海之分。這也使沉悶的、死氣沉沉的北京文藝界、學術界大開窗戶。這也是大時代的要求，是抗日要求，把我們人民或民族加速團結、親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