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不要認為這是小事。當我看同學們的成就時，也聽到另一種聲音，還出自老師：“什么！他的文言文都不通，只能寫白話文學！”“他，哪能比得上我的那位能分別雅俗的學生！”有一個同學，就因此在學科考試上僅能得60分，剛及格，但不能續(xù)領(lǐng)研究生助學金，他還有一家數(shù)口寄居在校外農(nóng)民家中。于是逼得他只好以全國名作家之名去社會上找糊口的職業(yè)。另有一位，也是被迫離開清華的。

社會就是在這種曲折中進步。然而，你不進步，社會也會拖著你進步——除非你頑固到底。后來，我也會見過一些相當頑固的人，他們還多半是我們的前輩，他們也知道自己過去錯了，但還未到公開認錯的地步。只知道他的“春秋大義”，在現(xiàn)在是不能再適用了。

我有一位上海朋友，經(jīng)沈從文的提議，要他到清華園內(nèi)去見新月派主將之一Y教授，他果然恭恭敬敬地去見了Y，臨到談畢送出門時，Y對他說：“你有稿子，可給我介紹發(fā)表，可有較高的稿費?！边@朋友回來，心里很不舒服，很鄭重地告訴曹寶華，要他轉(zhuǎn)告Y,“我是一位上海流氓，到處要飯吃。”曹寶華果然把話轉(zhuǎn)到了，那位大教授的回答是：“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就寫了好幾部小說！”言下之意是“其中有什么好的！”曹又把Y的話轉(zhuǎn)達了我的朋友。現(xiàn)在事隔差不多半個世紀多了，那位新月紅人到哪里去了呢？聽說他曾在臺灣做過某部部長,大概是一生的理想實現(xiàn)了。

再講一個故事：當曹禺在清華園申請作為中德互換研究生被否決時，他的《雷雨》不僅在上海上演成功，而且在東京上演后也大獲成功，受到熱烈歡迎。曹禺的一位朋友，寫了篇“《雷雨》在東京”的文章在《文學季刊》（似乎是這刊物）上發(fā)表，說他在東京看了這劇，不覺眼淚如注。惹得胡適的老鄉(xiāng)，一位北大教授寫了一文，在北京《晨報》副刊上發(fā)表，他說：好文學作品不一定引起人流淚；引起人流淚的作品，往往是低級作品。這顯然不僅是在貶低《雷雨》的價值，而且也在貶低曹禺的朋友的感情。這位朋友當然不服，立即寫文回敬。從此這二人展開眼淚文學之戰(zhàn)，后又變成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是否是油畫之爭。

這個爭執(zhí)，本是小之又小的事，但卻表現(xiàn)了南北、京海，甚至新舊之爭。他們甚至小事也不放松。新月派中有的人自以為有胡適領(lǐng)隊，才是真正的新文學，在一個比他們更新的潮流面前，當然不肯認輸?shù)?。你說你們有很多青年作者，我也培養(yǎng)了一批一批的懂得中外各國語言文學的高才生、天才生。這些青年學者，還算少嗎？

兩個故事，都出自清華園。新的一代文學家出來，年齡雖幼，但心力卻甚壯旺，這的確出乎那些走老路的人的意料。如果說“五四”運動是在狂風急雨下出現(xiàn)的新舊文學與思想的沖突與融合，那么，事隔不過一二十年，卻又出現(xiàn)了新的一批更新的文學家、思想家。更新的隊伍，并不曾向舊的堡壘（包括一度是新，但已變舊的隊伍）發(fā)動進攻，但舊的人，卻十分敏感，知道所受威脅不小。舊思想，可以利用手中既得的威望與權(quán)力，將不中意的青年或新生力量，甚至自己的學生，加以壓力打下去，但他卻不能抵抗社會上越來越大的進步洪流。清華園文學人才的變化是一扇明窗，由此可以看到全校各單位的情況，不，還可以由此看到整個中國文藝界學術(shù)界的全部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