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種境界是依法治國。如今，我們的國家也在不斷倡導依法治國，從這里便可以看出法家擁有同時代的其他學說不具備的先進性。韓非子認為，治國應以法治，不應以人治，法治不論國民基數(shù)多么龐大都能順利執(zhí)行。而這種觀點是從以禮治國中衍生出來的。因為從西周到戰(zhàn)國初期，是以禮作為調節(jié)貴族社會關系的手段的，禮治沒有明文規(guī)定，執(zhí)法者會根據(jù)風俗習慣來判定如何決斷，帶有明顯的隨意性，而到戰(zhàn)國時，“禮崩樂壞”的現(xiàn)象已經(jīng)十分嚴重，這種方式已經(jīng)很難再用來約束貴族階級的行為，因此用帶有強制性的法來取代禮便成為了必然的社會需要。法具有規(guī)范性和公正性，獎賞明確了，民眾才有積極性，才會努力耕種和參與戰(zhàn)爭，從而富國強兵。并且規(guī)范的法同時適用于貴族階級，法不阿貴，這使得平民在一定程度上與貴族齊平了，讓天下人都覺得更加公正。法相對于禮還具有公開性和強制性，無論是什么身份，如果犯法，那么就必須予以公開的懲罰，這就使人產(chǎn)生畏懼之心，帶有強烈的威壓和嚴肅感，讓人不敢觸犯。

在執(zhí)法過程中必須要做到按規(guī)章辦事，這是第二種境界。有了法，還不夠，想要達成目標和效果，那么就得按法律嚴格執(zhí)行。在執(zhí)法的過程中，不以自己的喜怒來左右賞罰裁決，對于那些觸犯了法律需要嚴懲的人，不能隨意減輕懲罰，不然那些奸佞者殺了人，也不會心生畏懼。同時，對于那些沒有功勞的人，不能隨便賞賜，比如開倉放糧，這就是在賞賜無功之人。對于執(zhí)法者自己的親眷，執(zhí)法者需要一視同仁，法不擇親貴，不能因為私人感情而隨便違背法律的標準。

第三種境界是，法律不僅能夠對犯罪行為予以懲罰，同時還對預防犯罪有著良好的效果。智慧的君主在嚴懲犯罪的臣子的同時，還應該不給臣子犯罪的機會，從而杜絕犯罪。想要達到這樣的目標，那么就需要在不斷完善法律條例的同時，嚴格按照法律制度辦事。對于法律的完善，法家的思想基礎是人性本惡，人都有好利惡害的心理，因此無論什么人都有犯罪的可能，不能指望他們自己成為賢人圣人，而要對其行為加以矯正。在制定法律的時候，法律條例應該做到切實可行，比如設立獎賞，那么這種獎勵必須是民眾確實能夠爭取得到的，設立懲罰標準，也應該是民眾能夠回避得了的，不然的話法律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意義，人民也不會被這樣的法律所約束和震懾。為什么在有法律的情況下，還有那些犯罪行為呢？韓非子認為是因為民眾覺得法律不一定會實施到自己的頭上，因此帶有僥幸心理。阻止這種僥幸心理的唯一辦法就是不斷完善法律，并且切切實實按照法律條文來實施獎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