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輯 讀出教學本質(zhì)

話說“借班上課”

自從1998年5月天津賽課講《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敗北”，我對公開課開始了反思。

我把公開課分為兩類：一類是研究性的實事求是的公開課，一類是表演性的弄虛作假的“公開課”。為了表述簡潔，我把后一類“公開課”加上引號--迄今為止我所抨擊的都是這樣的“公開課”。而對前一類公開課，我并不反對。

反思的結(jié)論之一是：我不適合于上“公開課”。于是我下決心以后不上“公開課”了，但由于種種原因，有時又不得不上。怎么辦？我給自己訂了個規(guī)矩也作為給邀請單位的條件：不上閱讀課，只上作文課。

為什么我會這樣呢？這首先得從“借班上課”說起。

成功教學的基本前提之一，是教師對學生的了解。如果是在本班上課，一般來說這是不成問題的。但如果是“借班上課”，至少我很難在課堂上與素不相識的學生“水乳交融”。我原來也上過這樣的課，而且評價還不錯。但我清楚：不管我在課堂上多么“機智”，最后都是想方設法把學生置于自己的思想框架之內(nèi)；學生不管在課堂上多么熱鬧，顯得多么有“主體性”，其實他們或多或少或明顯或隱約地都成了我表演的道具。

但這也怪不得我。試想：連“知己知彼”（在教學上就是師生互相了解）這個起碼的要求都達不到--我們從參加教育工作第一次備課起就被告知必須“備”學生（這個學生可不是抽象的整體，而是具體的個體）--教師怎么能上課？但這課又必須上，那當然就只有由教師制訂一個比較完美而又巧妙（即看不出痕跡）的教學框架，包括設計一系列“問題”等等。在這樣的課堂上，教師不得不已經(jīng)提前做好了“預制板”，于是教師完全掌握了學生思維的主動權(quán)，“以不變應萬變”，當然“游刃有余”。

因此，我一直腹誹“借班上課”。

我絲毫不懷疑的確有真正高明的教師，能夠借班上出真實的好課--這樣的課，我是聽過的。但我完全沒有那種能力和教學藝術(shù)，在事前一點不了解學生閱讀基礎的情況下進行一堂真正有效的課堂閱讀教學，對我來說，難于上青天！

于是，每當我不得不上公開課時，我便選擇作文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