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特殊地位與西方對中國難以言表的怨氣

在本次論壇上，有關中國的討論已經泛化。關于中國的討論遠遠超出了專門為中國設計的若干個分會場的范圍，無論氣候變化、金融監(jiān)管，還是世界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幾乎每場討論都涉及中國，顯示出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悄然產生了變化。

如果說在2009 年和以往的達沃斯論壇上，大家對中國的發(fā)展還有懷疑——懷疑中國能否在金融危機中保持穩(wěn)定，懷疑中國能否兌現(xiàn)8%的增長承諾——2010 年，這種懷疑的聲音已經降為次流，而主流的想法是研究如何從中國的發(fā)展中獲益，如何搭上中國經濟發(fā)展的便車，如何應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一系列國際格局的變化。

同時，最值得關注的是，在2010 年的論壇上，發(fā)達國家對中國有一種莫名的怨氣，而這種怨氣無法溢于言表。他們已經不懷疑中國有能力在金融危機中維持穩(wěn)定，也不懷疑中國在一些新型戰(zhàn)略產業(yè)上有可能取得突破，甚至保持領先。他們感到無奈的是，發(fā)達國家的經濟和民眾并沒有從中國經濟發(fā)展中獲得應得的好處。中國經濟固然得到8.7%的增長，但中國出口份額在全球出口絕對數(shù)下降的背景下仍在上升，中國的貿易順差依然明顯，他們感到中國是一大潛在的威脅。

與此同時，奧巴馬于2009 年開始的外交新政，在他們看來并沒有得到中方的善意回應。他們認為，中國在匯率問題、伊朗問題、氣候變化問題上，都沒有給予西方應有的合作，因此，他們有一種莫名的怨氣。在這種情況下，2010 年的達沃斯論壇上出現(xiàn)了非常明確的、對中國匯率政策不友好的聲音。他們認為，中國在經濟恢復中取得了不合理的優(yōu)勢，其原因是人民幣沒有升值到位。他們還指責中國破壞了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并指稱中國在伊朗核問題上不愿意合作，拖延了這一問題的解決。

筆者認為，當前美國政府已經開始針對中國做文章，由此出現(xiàn)了一系列挑釁性、挑逗性的動作，例如對臺灣地區(qū)的軍售、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等。這一系列舉動對于美國的核心利益并沒有明確的好處，但他們認為，這可以在情緒上幫他們出氣?？梢哉f，這純粹屬于一種不太理性的出牌方式，當然，不可否認，這些動作背后也有美國行政當局討好國會日益走強的在野黨的算計。

“西方危機時代”的中國應重新定位

面對新的國際形勢，中國該如何應對呢？

首先，我們必須看到，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崛起和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已經不再懷疑。在這一背景下，我們的對外宣傳，包括在未來各種國際會議上的宣傳，恐怕沒有必要集中講中國的成績和發(fā)展前景，相反，應該多強調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中的困難，爭取國際社會的理解，同時也化解外部對中國應該承擔過多責任的希望與壓力。按照中央電視臺主持人芮成鋼的說法，這實際上是一種對中國期望值的管理。根據(jù)這一思路，中國的對外宣傳一定要與印度不同：印度往往強調印度的力量、印度在前進、印度有韌性；我們大可不必，我們應該強調中國期望與世界攜手共進、與各國共同繁榮、期望世界和平發(fā)展等更具高度與責任感的主題。

其次，我們應該仔細區(qū)分中國的核心利益與非核心利益。毫無疑問，領土的完整、主權的尊嚴是中國的最高利益，其中包括臺灣地區(qū)的和平統(tǒng)一、西藏和新疆的穩(wěn)定發(fā)展、南海的主權等。第二層的利益是中國經濟的持續(xù)穩(wěn)步發(fā)展，其中包括維護全球化進程的基本穩(wěn)定、避免全球化的倒退。在此之下，第三層的利益是短期、局部的問題，比如人民幣匯率等。分清這些利益層次之后，我們應該堅決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在非核心利益上，則沒有必要與發(fā)達國家寸土必爭、針鋒相對。比如，人民幣匯率問題實際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遠遠沒有許多人想象得那么大，而西方政治家們出于本國政治需要卻要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因為許多美國議員既不懂得中國，也不完全懂得美國的國際利益，他們最需要的是跟本國的選民們有所交代，而匯率問題是最簡單也最能獲得選民認同的因素，選民們往往認為，自己丟了工作是因為人民幣匯率被人為壓低，導致中國產品競爭力強大。因此，我們在匯率問題上可以作出一定的改革，從而既推進中國經濟的發(fā)展，促進中國經濟的轉型，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國際矛盾。

最后，就是立足于未來，減少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同時想方設法加快節(jié)能減碳的步伐，以此化解對國際能源、原材料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在未來的氣候變化談判中爭取更為主動的地位，以及樹立起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從而帶領中華民族走向最終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