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西方政治家認為在經過長時期的經濟開放后，中國最終會越來越民主和透明化。即使如此，也無法改變所有限制中國發(fā)展的深層次因素，一國政治制度和經濟形勢之間并不一定存在必然關系。請看下面的例子，韓國盡管是民主政體，儒家文化仍在其企業(yè)架構和創(chuàng)新領域發(fā)揮著影響力。俄羅斯這個有著悠久的威權統(tǒng)治歷史的國家（無論是沙皇、斯大林還是普京），在過去20年間嘗試民主化改革后，實質上又回到強人政治的老路，腐敗和外企受到粗暴對待的問題并沒有緩解。而民主化已有幾十年的瑞典，政府在很長時期內仍保持對經濟的強力干預，這種干預一直持續(xù)到10年前為止。

因此，要說中國將處理好等級制度問題，或是讓政府實質性地減少對經濟部門的干預，都還言之過早。這種現狀將抑制私企發(fā)展，阻礙外資進入。改革開放30年后，中國政府仍通過實際控股和直接管理的方式實質性地涉足國內大型企業(yè)。與此相對，日韓等地政府在其20世紀工業(yè)起飛時代發(fā)揮的作用是牽頭搭建合作平臺和提供保護，以培育私有企業(yè)。

此外，中國有一套極為龐大的官僚體系，盡管該體系經常成為新產業(yè)發(fā)展的障礙，政府也很難施加更嚴格的約束。同樣道理，提高法律體系透明度的過程進展緩慢，有些地方政府利用不透明度干涉外企經營。

上述所有因素都將拉低中國物質生活水平的目標。從技術層面講，將拉低中國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斂目標。鑒于這些因素，中國沒有進入美國的收斂俱樂部，而更像和越南及哈薩克斯坦等國身處同一個俱樂部。這些國家在文化基礎、法律體系、政府對經濟的干涉、產業(yè)模式以及氣候等方面至少與中國共享部分因素。這說明，國家大小并不影響它所屬的收斂俱樂部，一國物質生活水平可達到的極限，取決于從底部支持經濟增長的深層次因素，在大小迥異的國家，該極限有可能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