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篡漢，幾乎開創(chuàng)“惡劣的先例”。本來，士人也罷，儒生也罷，在權(quán)力中的角色，至多為輔弼，為師保，大如孔子，也不過人稱素王；庖人便不治庖，自有草莽英雄取而代之，士人或強仕而死，或另投賢君，或退守其身，哪兒有圖窮匕見，自己要做皇帝的，豈不破壞了合作關(guān)系？從這一方面說，后儒之喜歡罵王莽，也不無撇清自己之意。

王莽年輕時，時人有個評價，說此人“敢為激發(fā)之行”。什么是激發(fā)之行？拿今天的事打比方，公務(wù)活動中人家宴請，雖然不甚妥，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大家都循舊例，魚貫而往；偏偏有一個人不肯去，弄得別人不舒服，他也不管，這便是敢為激發(fā)之行了。這類人，按古代的說法，或是至情至性之人，或是大詐大偽之徒。王莽呢？哪樣也不是。他的孝悌和廉儉，和家族的風氣太不一致，似乎巧偽，但在他而言，既非發(fā)乎性情，也不是從小立志騙人，只是讀經(jīng)走火入魔，真想以身為天下率。

雖然出身權(quán)勢之家，但在政治活動之外，此人仍是儒生本色。他當皇帝，一半是迷醉權(quán)力，一半還是因為攢了一肚子稀奇古怪的抱負，施展不開，看著劉家的政治不耐煩，忍不住赤膊上陣，先是想當周公，后來就要當堯舜了。不只他自己想干，當時的儒生把理想放在他身上，推著他往火坑里走，算得上眾望所歸。

官天下就是把帝位傳給賢人，家天下就是傳給兒子。五帝在三王之前，按越古越好的理論，自然優(yōu)越于夏商周，而為儒家的理想社會。這種禪代理論，后世是不大有人提的，而在西漢，還是儒學中的普遍觀念。王莽當皇帝，在西漢儒生看來，也算不上怎么大逆不道。

王莽初掌大權(quán)，給儒生大做好事，廣修學校，增加儒生做官的機會，還在長安“為學者筑舍萬區(qū)”。很快天下的儒生騷動起來，以為于私則高官立至，于公則大同可期。幾次征召之下，各地的學者成千成千地奔赴長安，還有更多自費前來的，共襄盛舉，唯恐人后。尤其彈冠相慶的，是古文學派的儒生。西漢后期今文學派得勢，古文學派在野；王莽兼學今古，但后來尊奉古文經(jīng)學。古文學者果然給他貢獻了許多方略，大者如按《周禮》對社會大動干戈，小者如修明堂，也按《考工記》的說法，修成四室五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