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的威爾遜一樣，富蘭克林·羅斯福也認為“積極的民族主義”能夠最有效地抗拒威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但兩者之間也有一個關鍵的差別，即此時的美國能夠也應該巧妙地督促著改換這類民族主義和改革（這些民族主義者們期待在他們的國家擺脫了敵人的威脅之后推行改革）的內(nèi)容。如同在美國一樣，受美國教導的改革能夠對那些曾經(jīng)夢想開展革命的人加以引導，將其能量引向“現(xiàn)代化”的方向。就此，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44年10月談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后果時作出承諾：“我們將不再讓我們作為一個成熟的國家而生存的愿望受到阻礙，我們要去拓展無限的空間。我們將承擔起我們?nèi)康呢熑危┱刮覀內(nèi)康挠绊懥?，把我們的幫助和鼓勵帶給所有渴望和平和自由的人們?！?/p>

美國“二戰(zhàn)期間”對中國的介入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足以說明華盛頓如何力圖指導那些被認為缺乏改革所需的技術、教育和道德力量的盟友政權。中國領導人蔣介石把他與美國的結盟視為一種權宜之計--首先是為了對付日本，在日本戰(zhàn)敗之后是為了對付中共；而在華盛頓，許多人把中美合作視為一張變革中國社會和國家政權的空白支票。但當蔣介石無意接受美國“訓導”這一點顯露無遺之時，美國仍不撤出其介入，而是企圖以其他愿意聽從美國勸導的反共分子取而代之。雖然這一套做法在中國最終失敗了，這卻成了此后在亞洲其他地方一再出現(xiàn)的一種干涉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美國的敵人無條件投降而告終，這證明美國可以在全球范圍內(nèi)擊敗任何邪惡力量。而在大多數(shù)美國人看來，這還證明了全世界都歡迎美國精神，歡迎美國的產(chǎn)品和美國的思想。且不論中國、朝鮮和伊朗，即便是在歐洲，美國所看到的也是各國人民迫切需要從古老的社會和意識形態(tài)壓迫中掙脫出來；他們的生活與美國人如此不同，以至于這種生活方式本身就構成了對美國全球使命的挑戰(zhàn)。兩次世界大戰(zhàn)已經(jīng)表明，如果這些社會拒不接受美國進步模式的影響，而為錯誤的現(xiàn)代性形式（如德國帝國主義或者納粹主義，以及日本軍國主義）所綁架，則它們將會陷入何種境地。按照杜魯門在1947年3月就希臘和土耳其提出的說法，在“混亂和無序”擴散之前，其他國家必須得到美國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