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季羨林先生有緣見過一面，當時他的頭頂上還沒有被涂上“大師”的光環(huán)。那是在八十年代末期一個周末的晚上，地點就在哈佛大學教授趙如蘭（趙元任先生之女）的府上。那里經常舉辦文化沙龍，匯集了不少來訪的中國大陸和港臺地區(qū)的學者，以及我們這些近水樓臺的中國學人。當晚的主講好像就是季先生，但內容和題目是什么，我現(xiàn)在都已經回憶不起來。留在腦海中的只是他和我在開場前的幾句簡短交談。

由于到的較早，客廳里只有他和我，以及一兩個我不認識的客人。在我簡短恭維了一句他的學術成就之后，他忽然開口，說他49年以后毫無學術成就可言，并且推己及人，將這話題涵蓋到整個文科的學術活動，說在那樣一個僵化荒謬的思想框架下，還怎么可能有學術的發(fā)展和成就。我當時聞言心里大驚，想不到他會在幾個素昧平生的晚輩面前做如此剖白，尤其是與和他同輩的費孝通先生當時那種積極與官方保持一致的立場態(tài)度，形成如此鮮明的對比和反差，讓我眼睛猛然一亮。我在第一時間里的第一反應，就是聯(lián)想到了郭沫若在“文革”初期的表態(tài)，說自己以往一切著述都該付之一炬。當然，兩人的話，在內容和性質上是截然相反的。

由于有過上述一面之交，對于后來他在九十年代和本世紀里被逐步捧為國學大師以后的眾多傳聞，包括接受某教授叩首跪拜行弟子禮的新聞鬧劇，我都很難把它們與我在美國劍橋見過的季先生統(tǒng)一成為同一個人物形象。所以在季先生仙逝以后的今天，當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書架上邂逅一本由中國城市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季羨林隨想錄（七），天下第一好事，還是讀書》時，便毫不猶豫地拿起，借回家中細看。

這本書雖然只有短短234頁，而且內容上有許多重復，但看著看著，一個栩栩如生、真實可愛的作者形象，就開始在我腦海中構建。既讓我了解到作者的人生經歷，學術觀點和成就，也引我思考認同、存疑存異。當然，如果我是編輯，就不會把內容上有過多重復的文章同時編入一本書，這樣既不尊重讀者的時間和銀子（如果掏錢買書的話），也無形中會讓人誤以為作者嘮叨。

作為學術泰斗的散文隨筆小品文，當然不可能全面展示作者的學術水平和功力，但也可以由此窺見一斑，讓我們對作者在東方語言和佛學上的造詣有一點點小小的認識，如《羅摩衍那》以及吐火羅文，等。也讓我們知曉，一部梵文《五卷書》對世界各地寓言童話的影響。還通過記敘參觀敦煌壁畫，使我們明白其精妙，不只是身臨其境，因為即使我們去了，也還是看不明白，看了也是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