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春天，始自于他六十歲平反以后。直至九十一歲去世，三十年中他出版了五十多本書，幾乎一年兩本，著作等身。然而這一回真正引起我注意的，還不是他等身的著作，而是他的一批驚世駭俗的言辭與行動。首先，我在一篇李文熹寫的悼文里讀到，“滿子先生在著述中闡述現(xiàn)代文明的四塊基石，一是希臘哲學，一是希伯來宗教，一是羅馬法典，一是英美憲政；同時不無遺憾地揭示，歷史沒有賦予中國推動世界進步的使命，世界也就在中國沒有成功之筆”?！皾M子先生引經(jīng)據(jù)典地談到：古希臘學者在所有問題上都爭論，唯有在一個問題上不爭論，那就是所有政體中最壞的是專制政體。在此認識前提下，他們之間才愿意展開爭論。而中國古代學者卻在相反的方向上達成默契：兩千六百多年的政治哲學歷史，從不觸及君主專制政體，遑論展開爭論，也從不涉及任何最起碼的政體研究，卻一代接一代無休無止地談論什么典與禮、道與行、仁與義、修身與養(yǎng)性”?！八鞔_指出：種族、名族、文化、宗教、經(jīng)濟是不可能劃分世界的。他截然說道：劃分世界的標準就是民主與專制”。

偏居海外、孤陋寡聞的我，還忽然讀到何先生的一系列“壯舉”。這中間包括因在胡風事件中的“猶大”后來撰文推卸自己的歷史責任而勃然大怒，二十天內(nèi)一連寫下并投寄發(fā)表了近二十篇魯迅式的精彩雜文，大大發(fā)揚了一回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以至于“連他批評得最厲害的人都說：‘其實我愛讀何滿子的文章，但不愛看他罵我的文章’”。

當然，更讓我大開眼界的是他對張愛玲的文學批評和對張愛玲熱的抨擊。作為文學批評，據(jù)趙玫在文章里介紹，何先生說：張愛玲專寫一些遺老遺少、紳商買辦以及城市家庭男女的感情糾紛，美滋滋的她，作為一個閨秀所異常熟悉的生活，以女性纖麗的文筆描述事態(tài)和人情的隱微，對人生作出機智的有時是辛辣的冷嘲，并以耍著這些曹雪芹所說的“精致的淘氣”為樂。她本人亦沉溺在她所譏彈的人物之中，是他們生活中的一員，不過是聰明的自我感覺上卓爾不群的一員罷了。她描繪現(xiàn)實，眼睛朝向著陳舊的過去。她解剖她生活伙伴的庸俗只為達到自己的“精致的庸俗”。這點精致卻也是楚楚動人的。以上見解，堪謂精辟而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