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遺憾現(xiàn)在已經(jīng)無法彌補，那就更不應該被忽略和忘記

張猛想做的，是以電影的方式重現(xiàn)那個年代，“講一個親情外殼下的、失落的階級的故事”。

在夏夜沈陽的酒桌上，一個48歲的企業(yè)家拍著張猛的肩膀說：“開始我沒想到我能愛看這片子，可是結(jié)果，我看了兩遍，太現(xiàn)實了?！?/p>

與這座城市里的很多中年人一樣，他曾經(jīng)也是一名工人。然后，“咔嚓一下，下崗了”。就連《鋼的琴》里那個像鼓號隊一般的草臺班子都能勾起他的回憶。那時，廠子里曾經(jīng)的文藝骨干全出去“干小樂隊”了，馬路上走幾步就能碰見一支。

“你問我那時的人什么感覺，”企業(yè)家突然放下酒杯，“突然感到?jīng)]有組織了，不知道該干點什么?！?/p>

人們在這個酒桌上想起了十幾年前的故事。同在一個廠子的一家成年人全都下崗，年幼的女兒吵著想吃塊肉，健壯的父親想不出一點辦法；他磨蹭到豬肉檔的前面，狠狠地拽下來一塊肉，撒腿就跑。最終他被警察逮捕，入獄改造。

這只是一個極其普通的故事，那只是當時2818萬下崗工人中極其普通的一個父親。并沒有人愿意來記錄這些事情。評論者發(fā)現(xiàn)，有人在寫更為遙遠的知青史，卻很少有人愿意向10年前回頭，看看曾經(jīng)的下崗工人。

在郭于華和她的同事看來，下崗工人們有著“紊亂的生命歷程”。最準確但揪心的定位是“剛生下來就挨餓，該上學就停課，該畢業(yè)就下鄉(xiāng)，該工作就下崗”。

郭于華察覺到，當時社會上甚至存在著“把這茬人耗過去就算了”的心理?！斑@些人為整個社會承擔了代價，有些遺憾現(xiàn)在已經(jīng)無法彌補，那就更不應該被忽略和忘記?！彼蛔忠痪涞卣f道。

1998年，中央提出“3年搞活國有企業(yè)”。如今，吳曉波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起，從這一年開始直到2003年，在這場沒有嚴格規(guī)范的產(chǎn)權制度改革中，富豪不斷涌現(xiàn)。

可工人們卻來不及去感受計劃經(jīng)濟體制轉(zhuǎn)軌帶來的“新鮮感”。

1993年的廣東，“下崗”第一次出現(xiàn)在工人們的字典里，這些工廠曾經(jīng)的主人公們再也不能與工廠“共存亡”了。在很多城市中，工人與工廠之間的聯(lián)系像是被一把刀子切開了。按照張猛的說法，人們找不到究竟是在哪一個歷史節(jié)點上，成批的工人被工廠棄之門外。但很快，2000余萬名失業(yè)者出現(xiàn)在城市的各個角落。

當時沈陽市中心的八一公園內(nèi)，出現(xiàn)了一種最新的職業(yè)——“陪談”。從事這個工作的大多是下崗女工，她們陪公園里的老人談些“閑磕”，再陪著流點淚，并收取一點費用。

有人以燒鍋爐和撿破爛為生，一個月只花幾十元錢。有人在街上賣蕓豆，可一天下來，只掙到了可憐的一角錢。一個49歲的下崗職工扛著一把鉗子到馬路上等活兒，有時，幾天下去，“一分錢都沒有”。

《鋼的琴》中的陳桂林想要買一架鋼琴，這無疑是最最奢侈的行為了。實際上，他只能吹著《三套車》和《步步高》參加紅白喜事，換取微薄的收入。

在曾經(jīng)氣派的工人村里，一樓住戶的窗戶都敞開著，里面陳列著用以出售的食品和小百貨，甚至在零下二十幾攝氏度的冬天也是如此。而二樓的住戶就硬是從樓上甩下一根電話線來，支起公用電話。

在2002年的調(diào)研中，吳曉波聽當?shù)厝颂崞?，妻子被迫去洗浴場做皮肉生意。傍晚時分，丈夫用破自行車馱她們至場外，妻子入內(nèi)，十幾個大老爺們兒就在外面吸悶煙；午夜下班，再用車默默馱回。當?shù)厝朔Q之“忍者神龜”。

可他們并不是些天生的弱者。在郭于華看來，他們的弱，“與其說是由于自己的原因，倒不如說是由于社會的原因。這些人是在為整個社會承擔代價”。

只有少數(shù)人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做回了老本行。上個世紀90年代，張猛在老家鐵嶺發(fā)現(xiàn)了一個鋼材市場。在這個不大的市場中，各個工種的下崗工人分別開起了小攤子，車、鉗、銑、鉚、釘、焊，一個攤子就像一個車間，你所能想到的工廠里該有的一切，這里都有。

這就是《鋼的琴》最初的靈感來源。這些“獨立手工作坊”將下崗的工人們聚集起來，他們想要回到集體中去，就創(chuàng)造了這樣一個“小小的、別樣的鏈條式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