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人生問題上或在中國問題上，我在當時已能取得住在北中國內(nèi)地的人所可能有的最好自學資料。我擁有梁任公先生主編之《新民叢報》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冊，和同時他編的《新小說》(雜志月刊)全年一巨冊(以上約共五六百萬言)?！@都是從日本傳遞進來的。還有其他從日本傳遞進來的，或上海出版的，書報甚多。此為初時(1907年)之事。稍后(1910年后)更有立憲派之《國風報》(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印行)，革命派之上?！睹裰鲌蟆?日報)，按期收閱?！@都是當時內(nèi)地尋常一個中學生，所不能有的豐富資財。

《新民叢報》一開頭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說”；他自署即曰“中國之新民”。這是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觀，又一面指出中國社會應該如何改造的；恰恰關系到人生問題中國問題的雙方，切合我的需要，得益甚大。任公先生同時在報上有許多介紹外國某家某家學說的著作，使我得以領會近代西洋思想不少。他還有關于古時周秦諸子以至近世明清大儒的許多論述，意趣新而筆調(diào)健，皆足以感發(fā)人。此外有《德育鑒》一書，以立志、省察、克己、涵養(yǎng)等分門別類，輯錄先儒格言(以宋明為多)，而任公自加按語跋識。我對于中國古人學問之最初接觸，實資于此。雖然現(xiàn)在看來，這書是無足取的，然而在當年卻給我的助益很大。這助益，是在生活上，不徒在思想上。

《新民叢報》除任公先生自作文章約占十分之二外，還有其他人如蔣觀云先生(智由)等等的許多文章，和國際國內(nèi)時事紀載等，約居十分之八，亦甚重要。這些能助我系統(tǒng)地了解當日時局大勢之過去背景。因其所記壬寅、癸卯、甲辰(1902年—1904年)之事正在我讀它時(1907年—1909年)之前也。由于注意時局，所以每日報紙如當?shù)刂侗本┤請蟆?、《順天時報》、《帝國日報》等。外埠之《申報》、《新聞報》、《時報》等，都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讀物。談起時局來，我都很清楚，不像普通一個中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