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風報》上以談國會制度、責任內(nèi)閣制度、選舉制度、預算制度等文章為多；其他如國庫制度、審計制度，乃至銀行貨幣等問題，亦常談到。這是因為當時清廷籌備立憲，各省咨議局亦有聯(lián)合請愿開國會的運動，各省督撫暨駐外使節(jié)在政治上亦有許多建議，而梁任公一派人隱然居于指導地位，即以《國風報》為其機關報。我當時對此運動亦頗熱心，并且學習了近代國家法制上許多知識。

革命派的出版物，不如立憲派的容易得到手。然我終究亦得到一些。有《立憲派與革命派之論戰(zhàn)》一厚冊，是將梁任公和胡漢民(展堂)汪精衛(wèi)等爭論中國應行革命共和抑行君主立憲的許多文章，搜集起來合印的；我反復讀之甚熟。其他有些宣傳品主于煽動排滿感情的，我不喜讀。

自學條件，書報資料固然重要，而朋友亦是重要的。在當時，我有兩個朋友必須說一說。

一是郭人麟(一作仁林)，字曉峰，河北樂亭縣人。他年長于我二歲，而班級則次于我。并且他們一班，是學法文底；我們則學英文。因此雖為一校同學，朝夕相見，卻無往來。郭君顏貌如好女子，見者無不驚其美艷，而氣斂神肅，眉宇間若有沉憂；我則平素自以為是，亦復神情孤峭。彼此一直到第三年方始交談。但經(jīng)一度交談之后，竟使我思想上發(fā)生極大變化。

我那時自負要救國救世，建功立業(yè)，論胸襟氣概似極其不凡；實則在人生思想上，是很淺陋的。對于人生許多較深問題，根本未曾理會到。對于古今哲人高明一些的思想，不但未加理會，并且拒絕理會之。蓋受先父影響，抱一種狹隘功利見解，重事功而輕學問。具有實用價值底學問，還知注意；若文學，若哲學，則直認為誤人騙人的東西而排斥它。對于人格修養(yǎng)的學問，感受《德育鑒》之啟發(fā)，固然留意；但意念中卻認為“要作大事必須有人格修養(yǎng)才行”，竟以人格修養(yǎng)作方法手段看了。似此偏激無當淺薄無根底思想，早應當被推翻。無如一般人多半連這點偏激淺薄思想亦沒有。盡他們不同意我，乃至駁斥我，其力量卻不足以動搖我之自信。恰遇郭君，天資絕高，思想超脫，雖年不過十八九而學問幾如老宿。他于老、莊、易經(jīng)、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歡譚嗣同的“仁學”。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亦足以籠罩我。他的談話，有時嗤笑我，使我惘然如失；有時順應我要作大事業(yè)的心理而誘進我，使我心悅誠服。我崇拜之極，尊為郭師，課暇就去請教，紀錄他的談話訂成一巨冊，題曰“郭師語錄”。一般同學多半譏笑我們，號之為“梁賢人、郭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