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吉田茂所言并不是針對中國人的話，那么，被視為“日本伏爾泰”的“思想教父”福澤諭吉的一段話，則無疑說得明白而且刺耳：

我日本國不幸之有鄰國，一曰之那，一曰朝鮮。此二國者，不知改進之道，其戀古風之舊俗，千百年無異。在此文明日進之活舞臺上，論教育則云儒教主義，論教旨則曰仁義禮智，由一至于十，僅以虛飾為其事。其于實際，則不唯無視真理原則，且極不廉恥，傲然而不自省。以吾輩視此二國，在今文明東漸之風潮中，此非維護獨立之道。若不思改革，于今不出數(shù)年，必亡其國。其國土必為世界文明諸國分割無疑。（引自胡平《100個理由：給日本也給中國》，長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1月第2版）

古人講“忠言逆耳”。盡管福澤諭吉對滿清王朝的這段尖銳的“攻擊”，可能并不在“忠言”之列。但是，聯(lián)系到《海國圖志》在兩個國家“冰火兩重天”的不同際遇，我們應當有勇氣承認：福澤諭吉的確是擊中了我們這個民族當年的某些“軟肋”。

而今，距離福澤諭吉抒發(fā)這番宏論的年代已經(jīng)過去了130多年。在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正在努力沖出“歷史的三峽”，大步邁向全面現(xiàn)代化的征程中，重溫一下當年這個日本人對我們的批評，堅決擯棄仍然附著在我們這個民族身上的那些“自大”、“虛飾”、“茍且”、“因循守舊”的弱點，應當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人的一項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