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指出的是，這種不正常的局面一直持續(xù)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直到二戰(zhàn)期間才在英美等國家的同意下，由當時的國民政府在重慶宣布徹底廢除了包括“領事裁判權”在內的治外法權。

那么，以耆英為代表的清朝官員為什么會把“領事裁判權”如此輕易地拱手讓人呢？

事實上，自從大清國閉關鎖國的大門被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之后，清政府的官員們最打怵的一件事就是和洋人們直接打交道。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不懂外語，不明世界大勢，不知國際公法，在和洋人打交道的時候未免左支右絀，進退失據。而對于因為開放口岸而日漸增多的華、洋糾紛，他們處理起來更是力不從心，稍有不慎，即“外慚清議，內疚神明”（曾國藩語），搞不好還會招來嚴重的外交紛爭。由此，在大清國的官員們中間便不能不形成一種很普遍的“畏洋如虎”的心態(tài)。對此，清史專家孟森先生有極為精到的分析：“蓋官畏夷，而不敢臨其上以損威重。”既然如此，那么，將華、洋糾紛中的外國當事者交給其同類處理，便成為一條不失為簡單明了、一了百了的上佳解決方案。

其次，清政府的官員之所以將外國人的審判權輕松放棄，還與當時中國人的“天下觀”大有關系。在很長一個時期之內，中國人都是把自己的國家視為整個地球的中心，代表著文明世界的極致，是所謂的“天朝上國”。而周邊的小國除了那些傾心向化、定期進貢的藩國之外，統(tǒng)統(tǒng)是些野蠻鄙陋的“夷狄”，屬于“圣教所不及之地”。

這種對自己種族的文明極端自負的文化心態(tài)所導致的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妖魔化”外國人，甚至不把外國人當成人看。這一點可以從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之后的一份由廣東省的幾個讀書人所起草的《全粵義士義民公檄》中看出些端倪，該文義正詞嚴地宣稱——

……我大清撫有區(qū)夏，二百年來列祖列宗以圣繼圣，舉凡食毛踐土，久浹帝德而沐皇仁。即在化外穹荒，共戴天高而履地厚。四海澄鏡，萬國梯航，距中國數(shù)萬里外，西南諸夷亦莫不候風占月，輸忱效順。乃獨英吉利者，其主忽男忽女，其人若人若獸，兇殘之性，甚于虎狼；貪瀆之心，不殊蛇虺。惟蠶食夫南夷，輒夜郎以自大?！ㄖ袊穼W會主編《鴉片戰(zhàn)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