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與中國四周的大部分鄰國不同，其過去幾百年里一直抵制加入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日本是一個島國，距亞洲大陸最近處不過百十英里，在長期隔絕中形成了自己的傳統(tǒng)和獨特的文化。日本基本上是一個單一語言和民族的國家，其官方意識形態(tài)強調(diào)日本民族的祖先起源于神。日本對自己獨特的民族特征有一種近于宗教般狂熱的信仰，日本社會及其世界秩序的頂峰是天皇。如同中國的天子，天皇被看做一個介乎于人與神之間的人物。日本的傳統(tǒng)政治理論稱，日本天皇是太陽女神的后裔。女神生了第一位天皇，并賦予他的子孫后代永久的統(tǒng)治權(quán)。因此日本和中國一樣，認為自己遠不是一個普通的國家?！疤旎省边@一稱號本身——日本在給中國朝廷遞送的公文中堅持使用這一稱號——是對中國世界秩序的直接挑戰(zhàn)。在中國的宇宙觀里，人類只有一個皇帝，他的御座在北京。

如果說中國的例外主義是一個自詡駕馭萬邦的帝國的體現(xiàn)，日本的例外主義則源于一個島國的不安全感。它大量吸收中國的文化，但又害怕受其控制。中國人的唯我獨尊感體現(xiàn)為，中國人篤信中國是唯一真正的文明，并邀請蠻夷到中國“接受歸化”。日本人則堅持日本種族和文化獨異的純潔性，不愿意廣施其惠澤，甚至不肯對那些出生在其神圣祖先之外的人解釋自己。

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nèi)，日本與外國幾乎沒有任何接觸，似乎哪怕是與外部世界的偶然接觸也會損害日本獨一無二的特征。日本參與國際秩序的有限活動主要是通過它與琉球群島（今天的沖繩及周圍島嶼）和朝鮮半島上的各王國之間的朝貢體制。不無諷刺的是，日本領(lǐng)導人沿襲了這一最具中國特色的體制，作為與中國分庭抗禮的手段。

亞洲其他地方的人民接受了中國朝貢制度的禮儀，把同中國的通商稱為“朝貢”，借此打入中國市場。日本拒絕假朝貢之名與中國通商，堅持至少要與中國平起平坐，甚至凌駕于中國之上。雖然中日兩國之間一直有著貿(mào)易往來，17世紀關(guān)于雙邊貿(mào)易的討論卻陷入僵局，因為兩國都認為自己是世界中心，不肯遵從對方禮儀。

如果說中國在其漫漫邊疆的勢力范圍因帝國實力和四周藩屬實力的消長而變化的話，日本領(lǐng)導人則把擺脫本國的安全困境視為一個艱難的抉擇。日本政治家的優(yōu)越感不在中國朝廷之下，但認為日本犯錯誤的空間遠比中國小。他們把謹慎的目光投向西邊，一個由歷代中國王朝控制的大陸，有的王朝政令直達日本的近鄰——朝鮮。日本的政治家因此常有一種生存危機感。日本的外交政策因而在以下兩者之間擺動，有時變動突如其來，要么與亞洲大陸不即不離，要么興兵征伐，以求取代以中國為中心的秩序。

和中國一樣，19世紀中葉，日本也與擁有它不熟悉的技術(shù)和絕對優(yōu)勢兵力的西方兵船遭遇。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馬修·佩里率領(lǐng)的“黑船”抵達日本。然而，日本從這一挑戰(zhàn)中得出了與中國截然不同的結(jié)論：它敞開國門接受外國的技術(shù)，革新政府機構(gòu)，以求沿襲西方大國的崛起之路（日本得出這一結(jié)論也許是因為日本基本未受鴉片之害，故不排斥外國思潮）。1868年，明治天皇在其《五條誓約》中宣示了日本的決心：“求知識于世界，大振皇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