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鄧小平第二次平反復職后，扭轉了毛澤東的國內政策，但基本上沿襲了毛澤東的外交政策。這是因為他們二人都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感情，對中國國家利益也看法一致。另一個原因是毛澤東干革命在國內可以解放手腳，在外交方面限制就多多了。

然而，毛澤東和鄧小平有一個重大的區(qū)別。毛澤東對美國對蘇政策的戰(zhàn)略意圖心存懷疑；鄧小平則以中美戰(zhàn)略利益一致為出發(fā)點，集中注意確保實施過程中不發(fā)生抵觸。毛澤東視蘇聯(lián)為抽象的戰(zhàn)略威脅，為禍全球，并不專門針對中國；鄧小平卻認識到中國面臨的特殊危險，尤其是北方潛在威脅未去，南方邊境的威脅又迫在眉睫，二者形成合擊之勢，因此鄧小平與美國的對話更側重于具體操作。毛澤東如同恨鐵不成鋼的老師，鄧小平則像要求嚴苛的伙伴。

危險當前，鄧小平不再像毛澤東晚年那樣對中美關系持搖擺不定的態(tài)度。中國不再向往為世界革命奮斗。鄧小平官復原職后每次談話中都主張建立一個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的全球計劃，用以對抗蘇聯(lián)對歐洲咄咄逼人的政策。

盡管中美協(xié)商日益緊密，但是美國仍承認臺灣為中國的合法政府、臺北為中國的首都，這一反?，F象仍然存在。中國南北邊境上的敵人可能會把美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誤解為契機而蠢蠢欲動。

吉米·卡特就職后，關系正?；蔀橹忻雷h程上的第一要務。1977年8月，新任國務卿賽勒斯·萬斯初訪北京，然而此次訪問卻并不成功。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從華盛頓啟程時覺得，在巴拿馬問題（指批準巴拿馬運河條約，移交運河的管理）處理完畢之前，觸及和中國關系正?；@個具有爭議性的政治問題不太明智，除非中國人全面接受我們的建議——但我認為那是不可能的。出于政治的原因，我準備向中國人提出關于臺灣問題的最極端立場……我并不指望中國人接受我們的建議，但我覺得還是應該提出來，盡管最后可能得放棄這個建議。

美國關于臺灣的建議中，涉及一系列有關美國在臺灣保留有限的外交存在的想法。這些主意福特政府任內也曾經提出，但遭到了拒絕?，F在萬斯再次提出，鄧小平再次拒絕，說這是后退。一年后，卡特總統(tǒng)決定給予對華關系高度優(yōu)先的重視時，美國內部的有關辯論就此結束。蘇聯(lián)在非洲和中東步步緊逼，使卡特這位新任總統(tǒng)相信他應該迅速實現中美關系正?；?，以尋求與中國事實上的戰(zhàn)略聯(lián)盟。1978年5月17日，卡特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前往北京，給他的指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