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將自己所著的兵書呈給朝廷后，就將這本書命名為《 練兵要則 》，發(fā)行于世。

袁世凱任山東巡撫后所辦的事情可分為尋常和重要兩種來加以說明。所謂尋常事，如河工、吏治，一言以概之，就是剔除積弊，實事求是。這樣的評價袁世凱完全擔(dān)當?shù)闷?。雖然說這些事情是人臣應(yīng)盡的義務(wù)，記下來好像沒有什么意義，況且這八個字總能在清朝的公牘上見到，但實行起來卻很難，敷衍起來卻容易，大都是有名無實，只不過是清朝官場的口頭禪罷了。然而我這里之所以用這八個字來概括袁世凱所辦的尋常之事，是因為袁世凱還能將這些尋常事付諸實踐，不像那些清朝官場上的人，僅用這八個字的虛名來欺名盜世。

所謂重要事，是指袁世凱在對付義和拳和外交兩方面成績最為卓著。直到袁世凱后來做了直隸總督，讓他鼎鼎大名和被外人所欽佩的，也是因為這兩件事情。簡單地說，拳匪不過是國民的愚蠢舉動罷了。而所謂的外交，其實當時清政府已經(jīng)允許德國在青島和濟南之間建設(shè)鐵路，但是人民被拳匪所迷惑，對此事進行阻撓罷了。這兩件事都是因為民眾的思想閉塞，才會有這種無意識的舉動。如果地方上承擔(dān)教化民眾職責(zé)的人，只要能解開他們的心結(jié)，開導(dǎo)他們，這些事情也都很容易了結(jié)。如果是在開化的國家，這都是些極其平常的事情，但是在清朝，督撫都是以投機鉆營、粉飾太平為能事，唯獨袁世凱能防微杜漸，未雨綢繆，所以說袁世凱是平凡人中的佼佼者。

義和拳本就是些無知的民眾，只是被邪說所迷惑而已。當時的巡撫毓賢不但不禁止，反而對其大加提倡，進而放縱，最終致使義和拳風(fēng)靡一時，蔓延到了山東全境。袁世凱派出數(shù)十營自己訓(xùn)練的軍隊駐扎在各州縣，拳匪自然就望風(fēng)而逃了。袁世凱從光緒己亥年（ 1899 ）的冬天到任，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就上報朝廷說已經(jīng)肅清拳匪。二月十四日，袁世凱就收到了清廷的諭旨：

上諭：貴州巡撫著鄧華熙調(diào)補，毓賢著調(diào)補山西巡撫，山東巡撫著袁世凱補授。欽此。

官員和民眾都阻止德國修膠濟鐵路，袁世凱針對兩種人用了兩種方法：對做官的人就開誠布公，告以利害；對民眾則用武力相脅迫。但是有個人想借這件事惹出點事端，袁世凱就懸賞千金，擒拿并處置了為首的人，這件事情才得以平息。因此，德國人很感謝袁世凱。

義和拳和土匪被袁世凱清剿后，已不能在山東生存，只得流竄到直隸。直隸地方官也開始嚴加禁止。庚子年（ 1900 ）四月間，曾見到直隸總督裕祿出示的告示：“義和拳是邪教，大家都要清楚，兒子和弟弟若犯了，就拿父親和兄長是問?！笨催@個告示似乎當時裕祿已知道了義和拳的始末。但是在此之后，董福祥大力幫助義和拳，端郡王對義和拳的法術(shù)深信不疑，剛毅（ 字子良，滿族鑲藍旗人，清朝末年大臣，官至尚書 ）也隨聲附和，而清廷的執(zhí)政者也多被義和拳迷惑，將義和拳奉為神拳，于是清朝興起了排外主義。

追溯義和拳叛亂的原因是因為民教相仇。民教之所以相仇是因為地方官遇到民教的訴訟，不能秉公判斷，顛倒是非，導(dǎo)致民怨沸騰。義和拳的興起以“助清滅洋”為宗旨，通過篝火魚書的方式，煽動迷惑民眾紛紛揭竿而起，各地云集響應(yīng)，發(fā)展勢頭異常迅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