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馬丁和舒曼卻并不相信這種“全球化的穿透力”，相反，他們用自己的眼光穿透了所有這一切全球化的表象，揭露了深埋在這些表象下面的問題：當我們審視經(jīng)濟全球化現(xiàn)象時，必須回答一個帶有根本意義的問題：全球化的經(jīng)濟“是一種自然產(chǎn)生的過程，是不可遏止的技術與經(jīng)濟進步的結(jié)果”，還是“由于（人們）有意識推行追求既定目標的政策所造成的結(jié)果”？他們的答案是后者。而留給我們的疑問還有：是誰確定了這一“既定目標”？這一“既定目標”是否完全代表了全球人類的真實追求？兩位作者的分析表明，即便我們繞開這些疑問不談，也不能輕信這種聽似動人的“新全球主義”宣傳，無論這種宣傳是來自諸如戈爾巴喬夫、布什、瑪格麗特·撒切爾和布熱津斯基這類“克理斯瑪”式的政治領袖，還是來自哈耶克（作為撒切爾首相的親密朋友）、弗里德曼（作為里根總統(tǒng)的經(jīng)濟顧問）等榮獲諾貝爾獎的大牌經(jīng)濟學家，抑或是來自諸如約翰·蓋奇、比爾·蓋茨、索羅斯一類的當代世界級豪富。戈氏豪邁地宣稱：“我們正在轉(zhuǎn)入一個新的文明”，可他卻不能帶領自己祖國的人民邁向這一新文明。布熱津斯基用美國式的幽默將這個“新的文明”比喻為“奶樂”（tittyainment）文明，即：充足的食品（象征化為“奶頭”［tits］）+充分的娛樂（由“娛樂［entertainment］）一詞來表示之未來文明?？烧l能提供足以喂養(yǎng)幾十億人口而不是幾十萬超級豪富的“奶頭”？是作為第一世界的美國和歐洲？還是我們所寄居的這個日益貧瘠而病弱的地球母親？倒是蓋奇更實在些：當新全球主義經(jīng)濟學家們推斷世界性的勞動市場正在或已經(jīng)形成時，他便不無夸張卻又不乏真誠地坦言，高科技巨人惠普公司未來將只需要“六個，也許八個”職員上崗，其余的人都將被解雇。于是人們不禁會問：被解雇者去干什么？如果失去工作，他們?nèi)绾紊妫窟@就是世界統(tǒng)一性勞動（力）市場形成后的必然結(jié)果！作者形象地將之概括為“20∶80的社會”，即五分之一的勞動者就業(yè)與五分之四的勞動者失業(yè)同時并存的未來勞動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