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他們大多是我們這個世界比較有力量有權力的人，用美國人喜歡的詞來說就是比較powerful的人，不僅在政治權利上，而且在話語權力上--往往更習慣于相信，經濟的全球一體化必然帶來政治的普遍民主化，并且有可能期待某一種政治民主模式的全球擴展，進而最終跨過文化多元論的重重圍欄，到達文化價值共識的終點。但他們似乎犯了一個簡單類比的錯誤：印第安人發(fā)現(xiàn)的番茄可以全球化為現(xiàn)代人的大眾食品，一如秘魯人在上萬年前發(fā)現(xiàn)的馬鈴薯最終成為全球人共享的食物，這種由民族地方性到全球普遍性的邏輯似乎同樣也可以成為全球化演進中的文化邏輯?？晌幕皇欠押婉R鈴薯，它們（我想只能用復數(shù)）只能交流，不能移植。當然，較為逼真的模仿和有條件有限制的分享是完全可能的，比如說爵士樂或京劇，油畫或水墨畫，甚至是語言，等等；可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像把番茄、土豆種到西藏高原的現(xiàn)代化溫控室里那樣，指望通過現(xiàn)代化的技術手段來實現(xiàn)文化的移植或文化的齊一化。在文化的層面上，技術性操作的功效極其有限。

另一些人--他們往往屬于這個星球的“第三世界”--則更容易相信，由于“不再有什么共同語言”（我們是否曾經有過？），“甚至連一個共同的詞匯也沒有”（未免絕對？?。蚨裰T如“南部、北部、第三世界、解放、進步，所有這些表述再也沒有什么意義了”。也就是說，現(xiàn)代人類的共同意義已經消失或者死亡。這種絕望式的悲觀主義對于全球化的事業(yè)來說，的確是過于恐怖了?？v然是“許多種文化帶來完全不同的比賽規(guī)則”，不同文化的主體之間仍然要繼續(xù)他們之間的比賽游戲。這種游戲是無法停止的，更不可能被全然取消。我們還不能對文化多元論悲觀絕望到終止交往游戲的地步！問題只在于：我們能否接受把最不發(fā)達的國家或地區(qū)完全排除在外或對他們毫無益處的經濟全球化？還有，我們能否接受一種由某個“最終秩序因素”控制世界秩序的政治全球化？或者用《全球化陷阱》的作者們的話說，我們能否接受用某種統(tǒng)一的民主商標將世界結構“連鎖”（interlock）化的政治全球化？復次，一種哪怕是標榜“社會均衡原則”加“生態(tài)改造原則”、而實際上又只實踐有限的集團性公正和不愿意承擔相應生態(tài)保護責任的全球化是否值得欲求？最后，一種表面上承認文化多元論事實而實際上卻又在竭力推行單元普世主義的文化全球化能否為各民族國家所普遍接受？這才是全球化陷阱的危險所在！它不僅僅如《全球化陷阱》的作者們所分析的那樣，造成了某種可能且可怕的經濟后果和政治后果，并且還可能造成更令人憂慮的文化同化后果，而在我們?yōu)榇藨n慮之前，還必須冷靜地追問一下，這種徹底化到文化根底的全盤全球化是否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