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們的歷史興趣完全是根于對過去的好奇心，那么，“新異性的標準”也就夠了。但事實上我們的歷史興趣不僅發(fā)自對過去的好奇心，所以我們還有別的標準。

第二種標準可以叫做“實效的標準”（Standard of Practical Effect）這個名詞不很妥當，姑且用之。史事所直接牽涉和間接影響于人群的苦樂者有大小之不同。按照這標準，史事之直接牽涉，和間接影響于人群的苦樂愈大，則愈重要。我們之所以有這標準，因為我們的天性使得我們不僅關切于現(xiàn)在人群的苦樂，并且關切于過去人群的苦樂。我們不能設想今后史家會放棄這標準。

第三種標準可以叫做“文化價值的標準”（Standard of Cultural Values）。所謂文化價值即是真與美的價值。按照這標準，文化價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我們寫思想史文學史或美術史的時候，詳于灼見的思想而略于妄誕的思想，詳于精粹的作品而略于惡劣的作品（除了用作形式的例示外），至少有一大部分理由依據(jù)這標準。假如用“新異性的標準”則灼見的思想和妄誕的思想，精粹的作品和惡劣的作品，可以有同等的新異性，也即可以有同等的重要性，而史家無理由為之軒輊。哲學上真的判斷和文學美術上比較的美的判斷，現(xiàn)在尚無定論。故在此方面通史家容有見仁見智之殊。又文化價值的觀念隨時代而改變，故此這標準也每隨時代而改變。

第四種標準可以叫做“訓誨功用的標準”（Standard of Didactic utility）。所謂訓誨功用有兩種意義：一是完善的模范；二是成敗得失的鑒戒。按照這標準，訓誨功用愈大的史事愈重要。舊日史家大抵以此標準為主要的標準。近代史家的趨勢是在理論上要把這標準放棄，雖然在事實上未必能徹底做到。依作者的意見，這標準在通史里是要被放棄的。所以要放棄它，不是因為歷史不能有訓誨的功用，也不是因為歷史的訓誨功用無注意的價值，而是因為學術分工的需要。例如歷史中的戰(zhàn)事對于戰(zhàn)略與戰(zhàn)術的教訓，可屬于軍事學的范圍；歷史人物之成功與失敗的教訓，可屬于應用社會心理學中“領袖學”的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