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國家”可以說是法國。法國通過皇權統(tǒng)一 了稅收和軍隊，形成了超強的國家動員能力，并屢屢擊敗德國統(tǒng)一之前的普魯士（當時德國還是一盤散沙的 300 多個小國）。當鐵血宰相 俾斯麥統(tǒng)一了德國，形成“民族國家”后，德國便迅速崛起，并走向了軍事擴張的道路。在亞洲，日本通過明治維新，也形成了“民族國家”，并在 1894—1895 年甲午戰(zhàn)爭中擊敗尚未形成“民族國家”的中 國。19 世紀的時候，雖然中國的 GDP 總量大于英國和日本，但英國 和日本當時都具備了現代“民族國家”的體制，因而也具備了當時中 國還不具備的國家凝聚力和戰(zhàn)爭動員力。受到這種“民族國家”體制的刺激，中國從 20 世紀初亦開始了自己“民族國家”建設的艱難 歷程。在西方政治話語里，“民族國家”已成了“現代國家”的代名詞：“民族國家”就是“現代國家”；“現代國家”就是“民族國家”。 盡管西方的這些概念有其不足之處，但為了敘述方便，我這里還是 姑且用之。

19、20 世紀之交的中國仍是一個傳統(tǒng)的農業(yè)社會，95% 以上的 人口生活在農村。當時的中國農村基本上是宗族社會，一個村子一個姓，知書達理的鄉(xiāng)紳可以獨立地處理村里的、家族間的各種事務。中國古代的皇帝表面上權力很大，但實際上“天高皇帝遠”，中央政府治理能力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缺少技術手段，中央政府往往較多 地依賴道德教化和意識形態(tài)來實行統(tǒng)治。當時的中國社會是封閉的， 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社會。中央政府沒有西方“民族國家”那種高度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甚至也沒有多少自己可以掌控的軍隊。到了清朝 后期，中國傳統(tǒng)國家體制顯然已無法應對西方“現代國家”帶來的挑 戰(zhàn)，中國在兩次鴉片戰(zhàn)爭和甲午戰(zhàn)爭中的失敗都說明了這一點。

西方不少學者早就提出過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 state)。他們認為中國“民族國家”尚在形成之中，而“文明形態(tài)的國 家”在中國卻有數千年的歷史。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就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維系并發(fā)展了自己獨特的文明，其相對完整的國家形態(tài)至少 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時期。但西方學者采用“文明國家”這個 概念往往是為了強調中國從“文明國家”變成“民族國家”所面臨的種種困難。他們把中國數千年“文明”形態(tài)的國家看作是中國建設現 代國家的障礙和包袱，也就是說由于中國“文明國家”的原因，中國 無法形成西方意義上那種具有現代法律、經濟、國防、教育、政治的 “民族國家”或“現代國家”。美國思想史家約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名著《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就是持這種觀點。西方主流學者一般認為整個 20 世 紀中國的歷程不過是一個不得不從“文明國家”變成“現代國家”的 過程，如用中國自己的政治話語來說，就是一個由“天下”變?yōu)椤皣摇钡倪^程。美國知名政治文化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更是把現 代中國描述成“一個文明佯裝成的國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

中國人建設自己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是悲壯的，是長達百年的不懈努力。從清王朝覆滅到走向共和，從五四運動到軍閥混戰(zhàn)，從北伐戰(zhàn)爭到抗日戰(zhàn)爭和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前仆后繼，經歷了數 千萬人的犧牲，終于建立了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隨后又 經歷了諸多波瀾曲折的變革，終于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確立了自己真正的世界大國的地位，并開始邁向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