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開的余味
曾國藩一度天真地以為,只要把西方的器物移植到中國的土地上,它們就會像蚯蚓一樣為帝國的根系松土,庇佑這棵垂垂老矣的參天大樹繼續(xù)枝繁葉茂。不料,真正播植在泥土里的,卻是蟬蛹,春風的味道將喚醒這些沉睡的幽靈,它們將爭先恐后地爬上樹冠,將帝國這棵巨樹,迅速吸成一具空洞的尸骸。
曾國藩和他的幕僚們領教過現(xiàn)代化的威力,無論他們怎樣回避這個新時代的牽制,還是屢次陷入它設定的圈套里。這是一條無從抵抗的道路。當曾國藩決定踏出第一步的時候,并不知道,現(xiàn)代化與這個腐朽的帝國,是根本相悖的?,F(xiàn)代化的進程越深入,人們越無法容忍面前的生活;他和他的幕僚們越是竭盡全力,反而越會加速帝國的覆滅。
曾國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去世,他合上眼睛的時候,帝國并沒有像他在安慶時期待的那樣"一舉千里",卻也還沒有變得過于糟糕。這些毀滅性的后果要半個世紀后才會最終顯現(xiàn)。
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開始,留學日本的陳獨秀每年都會潛回故鄉(xiāng)安慶,演講一番再被驅逐出境。第一年,他以藏書樓為據(jù)點,成立青年勵志學社,展出各種宣揚救國的報刊書籍,"安慶各學堂及機關人士,參加者日益踴躍,凡聲所播,聞者興起"。8 第二年,再度還鄉(xiāng)的陳獨秀又成立安徽愛國會,抗議沙俄霸占東北,在他的煽動下,群情激奮的學生紛紛請假,甚至退學。第三年,陳獨秀干脆創(chuàng)辦了《安徽俗話報》,宣講時政。盡管聚會屢次被當局遣散,報紙也遭查封,陳獨秀和他的朋友們還是在安慶的年輕人心中丟下了重磅炸彈。面對國家危亡,陳獨秀和曾國藩一樣,選擇了民族主義的旗幟。只不過,他的矛頭不僅指向那些意在瓜分中國的殖民者,更直接指向滿清政府。在學生和新軍中,沉睡數(shù)百年的排滿情緒終于被召喚出來?!栋不账自拡蟆繁徊榻倪@一年,大批激進的年輕人進入新軍營中,畢業(yè)于安徽武備學堂的柏文蔚在新軍中創(chuàng)辦"同學會",名為"同學會",其實暗中召集同道,這些年輕人貪婪地閱讀著《警世鐘》、《猛回頭》、《革命軍》這些時興的革命文學,他們還給自己補了歷史課,許多人咬著牙,滿眶熱淚地讀完《揚州十日記》和《嘉定屠城記》,兩百多年前的屈辱史,引爆了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隨即,這些憤怒的年輕人被陳獨秀和柏文蔚拉進新創(chuàng)辦的"岳王會",以岳飛抗金的往事相互勉勵。這些新軍和巡警學堂的畢業(yè)生,受過系統(tǒng)的軍事教育,有著周密的組織和戰(zhàn)斗力,最終成為強大的力量。這些從曾國藩的時代開始培養(yǎng)的新式軍人,最終卻長成帝國的"逆子",聯(lián)合成為弒父的力量。短短幾年間,安慶的起義浪潮風起云涌。徐錫麟發(fā)起安慶巡警學堂起義,手刃安徽巡撫恩銘;一年后,熊成基發(fā)動馬炮營起義;武昌起義后,安慶立刻響應,新軍再度起義。三次起義均告失敗,這些年輕人仍然沒能給安慶找到合適的未來。此后,在民國此起彼伏的城市實驗中,安慶幾乎是失語的,這座早熟的城市似乎過早地耗盡了自己的青春與熱忱。1938年,安慶淪陷,安徽的臨時省會遷往立煌縣,安慶從此將占據(jù)了近兩個世紀的省會名分拱手相讓。抗戰(zhàn)勝利后,安徽省省會遷往合肥。1949年,毛澤東力排眾議,指定合肥繼續(xù)充當省會。毛澤東說,將省會安置在長江邊,隱患太大,一旦盤踞東南的國民黨反攻大陸,或者西南地區(qū)的匪徒發(fā)難,他們無論是占領了南京還是武漢,都可以長驅直入,一日之內連下兩座省會城市。所以,地處山地中央的合肥才是最佳選擇。似乎是為了驗證毛澤東的預言,1954年,長江洪水橫掃安慶。從此,再也沒有人重提將陳獨秀的故鄉(xiāng)改回安徽省會這樣的話題。多年以后,中國的中心繼續(xù)東移,傳統(tǒng)的江南被長江三角洲的新區(qū)域淹沒,在這套圍繞上海重建的城市群邏輯中,安徽早已淪為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