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憲成為歷史

根據(jù)嚴復的分析，君憲主義在中國成功的機會是巨大的，但是倒霉的盛宣懷和他的鐵路干線國有化政策為各地不滿的民眾抗議政府提供了口實和機會。要是清廷知道如何對付四川人民，事情或許會好辦些。而清廷除了懦弱、自相矛盾外無所作為，結果導致四川暴亂。革命黨人那時在為各省諮議局的聯(lián)合而工作，并在新軍中加強了活動，于是武昌失守，軍人嘩變。

軍人的介入使問題的處理更加困難。前往武昌鎮(zhèn)壓嘩變的新軍敢于第一個起而抗爭，宣稱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暗示自己與南方新軍是同種同族，甚至北方的軍隊也殺機畢露，發(fā)動兵諫，種族主義簡直就像一個法力無邊的魔王，霎時間將悉心經(jīng)營兩百多年的帝國推向絕境。

在軍隊壓制下，清廷被迫退讓，于10月30日下罪己詔，發(fā)誓要永遠忠于、服從即將召集的國會，發(fā)誓不讓任何皇室成員進入內閣；宣布對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對皇上的革命者實行大赦；憲法由議會制訂，并將被無條件接受。宣布的這三條內容太重要了，但是確實已經(jīng)晚了。嚴復非常遺憾也非常痛心地表示，如果一個月前做到這三條中任何一條的話，中國的歷史就不會這樣發(fā)展下去了，大清帝國依然會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王朝。然而所有這些都太遲了，沒有明顯效果。所謂《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在嚴復看來根本不是憲法，這不過是將專制政權從皇帝手里轉移到國會，根本無法給中國帶來持久穩(wěn)固，因而不是進步。

對于清廷空前的政治危機，作為資政院欽選議員，嚴復憂心忡忡，但對中國由此變?yōu)楣埠驼w，則無論如何不愿認同。嚴復的擔心只有兩點，一是中國國民程度不具備，中國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積累和訓練；二是中國如果由此強行進入共和，必將引發(fā)新一輪邊疆危機，且種族之恨相為報復，必將貽害全體中國人。

基于這樣的認識，嚴復在袁世凱出山之后竭誠幫助清廷化解危機，以隨團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參加南北議和，勸說黎元洪和南方革命黨人重回君主立憲道路，反復解釋只有君憲主義才能從根本上為中國開辟一個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