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的第三天，即5月11日，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收到朝廷發(fā)來的正式文件，他立即找川漢鐵路公司主席董事彭芬、副主席董事都永和和總理曾培商談解決方案。談了很長時間找不到共識，彭芬等公司管理層遂前往省諮議局，找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商量，尋找解決辦法。那時，民主理念、公司理念已經(jīng)成型，商量的結(jié)果也就是盡早召開公司臨時董事會，以合法程序?qū)で蠼鉀Q辦法。

公司臨時股東大會籌備倉促，出席會議的股東并不太多，但在成都的省諮議局議員卻全部出席了這次會議。他們對朝廷決定將鐵路收歸國有的政策并沒有堅決反對，經(jīng)過討論只是要求朝廷一定要考慮投資人的利益，一定要將公司歷年花費特別是在上海錢莊倒賬等虧損部分還上，他們的要求是償還六成現(xiàn)金，再搭上四成股票，并把宜昌所存現(xiàn)金七百多萬和公司陸續(xù)收到的股款，一律交給此次特別會議支配。顯而易見，川漢鐵路公司高層、股東及諮議局議員對于鐵路國有化政策有點兒樂觀其成，甚至認為如果能夠趁此機會將這個路權(quán)交出去，由朝廷去辦，未嘗不是一個比較理想的選擇，總比將這個燙手的山芋老拿在手里要好得多。

四川官紳的樂觀情緒只是單方面的，前提是清政府要將他們已經(jīng)花費的、虧損的都要補上。然而他們?nèi)f萬想不到的是，他們的談判對手是盛宣懷。盛宣懷算得上當(dāng)時中國最聰明也最精明的人，四川人想到的問題盛宣懷都想到了，四川人沒有想到的盛宣懷也想到了。四川人想從盛宣懷那里獲取額外好處，一點門都沒有。盛宣懷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四川人的要求，而且光明正大，理由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