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顯然，各國公使之間的友誼、矛盾和敵意，既同他們的性格、出身相關，也與他們的人種、文化及地域密切相關，譬如西歐各國的公使之間相對比較親近而美國公使相對疏遠，日本公使被冷淡及俄國公使被孤立可能和他們的文化及地域有很大關系，當然，最有決定意義的是他們所代表的國家利益。在進入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后，歐美日各列強加緊了對中國的鐵路及工礦實業(yè)等的投資和控制，由此也紛紛在中國劃定自己的勢力范圍或利益范圍。按照當時的國際潛規(guī)則，長江流域是英國的利益范圍；中國的長城以北地區(qū)算是沙俄的勢力范圍；德國把山東視為自己的自留地，法國在兩廣和云南經(jīng)營了很長時間，它可不想別人進來；連日本都試圖把福建納入到自己的利益范圍之中。當時有幅著名的《時局圖》，可謂道盡其中三味，當時中國的危急形勢也恰如其名，“不言而喻”！

在這些列強中，英、俄兩國是在華優(yōu)勢最主要的國家，矛盾也是最大的，俄國公使格爾思被西歐國家的外交官孤立，和英國的影響不無關系。英國是個老派的資本主義國家，一向崇尚貿(mào)易自由精神，它的對華商品輸出的總額也表明其在中國的勢力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因此，英國對任何其他國家對它地位的挑戰(zhàn)都抱有戒心，正如德國強行租借膠州灣后，英國便立刻租借了威海衛(wèi)作為自己的補償。

當時挑戰(zhàn)英國地位的主要是三個國家，其中以沙俄的威脅最大，因為沙俄的經(jīng)濟并不發(fā)達，而一貫以武力擴張和領土兼并作為其對華政策中的首選，這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及之后的伊犁危機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除沙俄之外，德國和日本也是突然興起的爭奪者，德國在完成統(tǒng)一后（特別在俾斯麥下臺、威廉二世親政后），其外交政策開始由專注于歐洲而轉(zhuǎn)變?yōu)楦鼮檫瓦捅迫说摹笆澜缯摺薄５聡鳛橐粋€急速發(fā)展起來的后起工業(yè)國，其日益發(fā)達的國力使它決不滿足于現(xiàn)狀，中國的巨大市場便是其覬覦的對象之一。至于日本，雖然暗地里抱有獨吞之心，但當時的日本畢竟國力有限，在三國干涉還遼以后，其主要把在朝鮮的優(yōu)越地位放于首位，對中國則主要采取“北守南進”的政策，即在中國東北問題上對俄妥協(xié)，以換取俄國對日本在朝鮮半島地位的承認，而在中國東南沿海等地則采取積極進取的政策。

正因為這些復雜多變、縱橫捭闔的因素，在1898年前后，在華的外交官大都換了新面孔，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tài)來保護并擴大他們的利益。很可惜的是，欲速則不達，這些新面孔的共同特點便是對中國的內(nèi)政毫不了解，或者根本就漠不關心。這些人對中國的禮儀和文化也沒有絲毫的尊重，而是以對待非洲人的手段進行恫嚇和交涉。正如意大利公使薩瓦戈的觀點及德國公使海靖所表現(xiàn)出來的，他們認為大吵大鬧是對付中國人的最好辦法。他們向總理衙門遞交照會的時候總是盛氣凌人，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清廷就范，還動不動提出48小時為期限，否則后果不堪設想云云。

令人擔憂的是，清廷這邊主管外交的局面也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動，一是位高權重、熟悉外務的恭親王奕在1898年去世，而在外國人中間享有崇高威望的李鴻章也于1900年初調(diào)任兩廣總督。當時主管總理衙門的是慶親王奕劻，而他被外國公使們普遍認為“好對付”，而下面雖有幾個大臣熟悉洋務，但因為品級太低而難有發(fā)言權。

正因為如此，當時的中外溝通出現(xiàn)嚴重的困難甚至誤解。1898年12月，慈禧太后為了向外國示好，曾特意接見了各國公使的夫人們。據(jù)美國公使康格夫人描述，她們在這天不僅見到了慈禧太后，還見到了光緒皇帝；慈禧太后拉起她們的手，給每個人的手指上都戴上了一枚鑲有珍珠的鏤金戒指；慈禧太后還對她們說，“一家人，我們都是一家人”，她反復說了兩遍。為此，這些公使夫人們極為興奮，康格夫人的管家對她說：“夫人，您遇上了不起的事了！皇帝是下凡到人間來的，沒有外國女人見過他，就是中國男人見過他的也不多。他可是天子啊，您真是幸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