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敢于一直對抗五國公使聯(lián)盟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他們看到駐京的各國公使間并不團結，其中特別以俄國最為突出。當時的日本雖然也想站在五國公使同盟的一邊，但他們找不到任何可以加入的理由，因為這次事件完全是因為基督教徒所引起。對于俄國人來說，他們對基督徒的問題從來就是漠不關心，他們對這個傳教國同盟感到反感和厭煩。俄國公使格爾思是最反對公使間的合作行動的，事實上，他是外國公使中唯一在夜間與中國官員進行密談的公使。當然，俄國公使不參加傳教國同盟的主要原因是他們在中國并沒有“民教”沖突的問題，山東的拳亂對他們來說本就毫無關系。

俄國公使格爾思的冷漠和單獨行動使得五國公使對他極為不滿，當時很多外交官都暗地里認為格爾思是公使團的叛徒與告密者，他們認為清廷之所以如此強硬，一定的格爾思在背地里給予了支持。從事實上來看，俄國公使的自行其是和超然事外的確給了清廷以信心，因為他們發(fā)現(xiàn)外國公使也并不是鐵板一塊。正如赫德當時說的：“一批列強正在告訴中國：‘如果你不宣布拳民為匪并消滅他們，我們就要親自動手，并打擊中國政府！’同時，另一批列強則安撫中國說：‘我們是你的朋友，如果其他列強打擊中國，我們將不會袖手旁觀’。盡管這種要加以干涉的承諾不過是為了在中國分得更多的好處，中國則錯誤地認為有同盟和獲得外國保護的可能。”

就在這時，被認為是“清廷的好朋友”的俄國公使格爾思突然站出來打破外交僵局。在4月15日與總理衙門大臣聯(lián)芳的會面中，格爾思指出目前拳匪的形勢非常嚴峻，他勸告清廷不要措施剿滅拳匪的良機。更重要的是，格爾思在話里話外中透露出列強的確有武裝干涉的企圖，他還特別強調俄國在華北沒有傳教活動，他的忠告主要是為了清廷的利益著想。從格爾思的動機來看，他似乎擔心列強一旦真的進入華北，將會影響到俄國的利益。

格爾思的話讓清廷感到十分警覺，因為他提到了列強出兵的可能性，這顯然是不能掉以輕心的。由此，清廷隨后在《京報》上發(fā)表了裕祿要求禁拳的奏折，這個做法終于讓五國公使感到松了口氣，雖然清廷只是部分的滿足了五國公使的要求，但這畢竟打破了持續(xù)了近三個月的外交僵局，于是外國軍艦也開始陸續(xù)返航。

令人奇怪的是，清廷在4月21日再次就拳匪問題發(fā)布上諭，其中直接引用了曾國藩的原話“只問匪不匪，不論會不會”，這次的上諭與1月11日的上諭措辭幾乎如出一轍，但這次外國公使們卻毫無反應，這其中的原因或許是這些公使們已經厭倦了這種持久的外交僵局，或者他們之前的行為僅僅是一個面子上的無謂爭斗。

當然，這場持續(xù)了數(shù)月之久的外交爭都帶來了兩個嚴重的后果，其一是使得外國公使們更加堅定了使用武力向清廷施壓的決心，其二則是使得清廷對外國的壓力變得更加的憎惡，由此也使得朝廷中仇洋的情緒急劇高漲。很顯然，外國公使們完全低估了清廷捍衛(wèi)自己主權的決心。

很遺憾的是，五國公使對此毫不知情，他們反而對這次外交上的虛假勝利而感到沾沾自喜。譬如英國公使竇納樂，他早在1899年2月就曾提出：“以我的看法，整個中國問題其實十分簡單?---只要給我一支軍隊（當然不是中國軍隊），比如像1882年開羅駐扎的那支軍隊，我（或者任何人）都能在一年之內解決中國問題……治療中國這個病夫只有一個辦法，得用刀子，其他辦法都不能奏效”。美國公使康格也在4月16日得意洋洋的向華盛頓報告說：“中國政府總算以自己的方法及時地按照五國公使的要求去做了。當然，我們還要看看他們在剿匪方面是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