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清廷正式發(fā)布“宣戰(zhàn)詔書”。這個詔書是軍機章京連文沖寫的，使用的是離騷體，曰：“我朝二百數(shù)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咸豐年間，俯準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國傳教，朝廷以其勸人為善，勉允所請。初亦就我范圍，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兇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圣。我國赤子，仇怒郁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

朝廷仍不開釁，如前保護者，恐傷我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衛(wèi)使館，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皆我赤子之諭，原為“民教”解釋宿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復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炮臺，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于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自取決裂如此乎？朕臨御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況慈圣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祗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

朕今涕淚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茍且圖存，貽羞萬口，孰若大張撻伐，一塊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shù)十萬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執(zhí)干戈以衛(wèi)社稷。彼尚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胄，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廣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難翦彼兇焰，張國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沖鋒，抑或仗義捐資，助益餉項，朝廷不惜破格茂賞，獎勵忠勛。茍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即刻嚴誅，決無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泄神人之憤，朕有厚望焉?！?/p>

這份以光緒名義發(fā)布的詔書是耐人尋味的。首先，清廷以洋人強行索要大沽口炮臺為由進行宣戰(zhàn)，殊不知此時大沽口炮臺早在6月17日便已失陷，只不過直隸總督隱瞞未報而已。換句話說，聯(lián)軍在6月17日攻占大沽口炮臺的行為，其實是構成了事實意義上的侵略，而6月21日清廷的宣戰(zhàn)反落在了后面，換句話說，庚子年的戰(zhàn)爭完全是列強一方挑起的；其次，詔書宣戰(zhàn)的并沒有具體對象，而只是使用了一個帶有藐視的代稱“彼等”，因此，這在國際公法上并不能算是對外宣戰(zhàn)——事實上，后來沒有任何國家宣布正式應戰(zhàn)——而認為清廷不懂國際法上的宣戰(zhàn)形式也說不過去，因為在甲午戰(zhàn)爭時，中日雙方都發(fā)布過正式的宣戰(zhàn)書；其三，這個詔書向國民解釋了朝廷為何要做出如此決策并呼吁共同御敵，這更像是一個對內(nèi)的戰(zhàn)爭動員令。由此，說清廷在庚子年對十一國宣戰(zhàn)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腳的。

清廷在21日發(fā)布詔書后的一個重要舉措便是將義和拳稱為“義民”，并聲稱要將之編為民團，由端王、莊王和剛毅統(tǒng)率。表面上看，這似乎是清廷“由剿改撫”的根本轉變，表明清廷已經(jīng)與義和拳合流，但吹開歷史肥皂的泡泡，其背后的事實真相并非如此。

作為一個簡單的事實，義和拳被招撫后并沒有完全投靠到清廷門下（如前文所敘），他們?nèi)耘f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和無組織的特性，那種認為清廷試圖依靠義和拳來保衛(wèi)政權的觀點顯然是極為荒謬的。而且，清廷即使在公開招撫義和拳之后，這也并不代表對義和拳的能力加以信任。當然，顢頇而不識時務的剛毅和載漪等人是例外，在褒獎義和拳為“義民”的過程中，他們可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作為動機而言，剛毅可能因為見識短淺的原因（或者說根本就是上當受騙）相信了義和拳，而載漪等人可能是抱有利用義和拳趕走洋人并制造混亂局面以乘機奪取皇位的私心。譬如在6月25日早晨，“端莊二王（載漪和載勛）與貝勒載廉、載瀅，率領義勇六十余人，膽敢闖入大內(nèi)，搜拿教民……大聲鼓噪，云以我等頗愿見皇上，因有緊要之事等語。言畢口出不遜，竟敢詈上以二毛子。”所幸的是，慈禧太后及時趕到，這才制止了這場試圖弒君的政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