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shù)之興替，總是因于時勢的。在漢代，儒學雖然獨盛，然而在后漢時，貴戚專權(quán)，政治腐敗，實有講“督責之術(shù)”的必要。所以像王符、仲長統(tǒng)、崔寔等一班人，其思想頗近于法家。后來魏武帝、諸葛亮，也都是用法家之學致治的。在思想上，則有王充，著《論衡》一書，極能破除迷信和駁斥世俗的議論卻不專談政治。這是其所研究的對象有異。至其論事的精神，則仍是法家綜核名實的方法，不過推而廣之，及于政治以外罷了。

在漢代，史學亦頗稱發(fā)達。古代史官所記，可分為記事、記言兩體?，F(xiàn)今所傳的《尚書》是記言體，《春秋》是記事體。又有一種《帝系》及《世本》，專記天子、諸侯、卿大夫的世系的，這大約是《周官·小史》所職。《左氏》、《國語》，大約是《尚書》的支流余裔。此外便是私家的記錄和民間的傳說了。在當時，是只有國別史，而沒有世界史；只有片段的記載，而沒有貫串古今的通史的。孔子因《魯史》修《春秋》，兼及各國的事，似乎有世界史的規(guī)模，然而仍只限于一時代。到漢時，司馬談、遷父子，才合古今的史料，而著成《太史公書》。此為此書之專名。《史記》二字，乃當時史籍的通稱，猶今人言歷史。《太史公書》，為《史記》中之最早出者，故后遂冒其總名。這才是包括古今的、全國的歷史。在當日，即可稱為世界史了?！短饭珪罚直炯o、世家、列傳、書、表五體。后人去其世家，而改書之名為志，所以稱此體的歷史，為“表志紀傳體”。班固便是用此體以修《漢書》的。但其所載，以前漢一朝為限，于是“通史體”變?yōu)椤皵啻w”了。兼詳制度和一人的始末，自以表志紀傳體為佳；而通覽一時代的大勢，則實以編年體為便。所以后漢末年，又有荀悅因班固之書而作《漢紀》。從此以后，編年和表志紀傳兩體，頗有并稱正史的趨勢?？煽础妒吠āす沤裾菲?。

文學：在古代本是韻文先發(fā)達的。春秋戰(zhàn)國時，可稱為散文發(fā)達的時代。秦及漢初，還繼續(xù)著這個趨勢。其時如賈、晁、董、司馬、匡、劉等，都以散文見長。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等，則別擅長于詞賦。西漢末年，做文章的，漸求句調(diào)的整齊、詞類的美麗，遂開東漢以后駢文的先聲。詩則古代三百篇，本可入樂。漢代雅樂漸亡，而吟誦的聲調(diào)亦變。于是四言改為五言。而武帝立新聲樂府，采趙、代、秦、楚之謳，命李延年協(xié)其律，司馬相如等為之辭。其后文學家亦有按其音調(diào)，制成作品的，于是又開出樂府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