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經濟不自由、創(chuàng)業(yè)不自由的表現，還可從行政管制的角度來理解。不管在農村，還是在城市，在行政管制方面都有很多歧視性政策，由此帶來勞動者選擇空間、談判地位的大差別。尤其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對于加強管制，政府運用權力進行擴張的空間比以前大了很多。

以糧食安全為例，前段時間大蒜價格猛漲，要國務院出面，由國家發(fā)改委將大蒜價格管制起來。這令人無法理解，因為這和糧食安全并沒有太大關系。我老家湖南茶陵生產很多大蒜，是大蒜特區(qū)，如果大蒜價格可以自由地上漲的話，對我老家的農民是一件好事。但是出于“糧食安全”以及為了保護城市居民利益的考慮，國家就限制了大蒜價格。其實，像大蒜這樣的東西，政府根本沒有管制價格的理由，因為它跟大米、麥子、玉米完全不一樣，即使一個月不吃也死不了，和糧食安全沒有聯系，但是政府也要去管。退一步來說，即使有糧食安全的問題，價格自由上漲也可以激勵農民多生產，實現未來的糧食安全。目前的舉措是逼著更多農民放棄種田，逼著更多農民變成農民工，都去富士康競爭找工作，讓每個農民工失去談價的地位。

從本質上說，為了糧食安全限制農民的種植選擇空間，同時又逼著他們以低價賣出農產品，這是侵犯農民的經濟自由，犧牲他們的權益，這種做法從根本上跟原來農村和城市的剪刀差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