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選擇的，用于以小見大地描繪宇宙的隱喻，反映了我們本身。

——史蒂芬·杰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

醫(yī)學行業(yè)知道這種疾病已經(jīng)3 000多年了。然而在這3 000多年里，人類一直在敲打醫(yī)學界的大門，求尋一個“治愈之方”。

——1937年3月《財富》

雜志現(xiàn)在，輪到癌癥這種疾病破門而入了。

——蘇珊·桑塔格

《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我們傾向于認為癌癥是一種“現(xiàn)代病”，因為對它所用的隱喻非?，F(xiàn)代。這是一種“過度生產(chǎn)”、一種暴發(fā)性增長的疾病，它的生長不可阻遏，墜入了無法控制的“深淵”?，F(xiàn)代生物學鼓勵我們把細胞想象成一架“分子機器”。而癌癥，則因為無法停止其初始的指令（增長），而轉型為一臺堅不可摧、自我驅(qū)動的自動裝置。

一如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所強烈主張的：癌癥是一種“典型的屬于20世紀的苦難”，這種觀念使人聯(lián)想起另一種同樣被認為是“一個時代的象征”的疾病——肆虐于19世紀的肺結核。桑塔格強調(diào)指出，這兩種病都相似地“污穢”，“這是從詞的本義上來說的——不吉、惡劣、令人感官上厭惡”。兩者都會耗干生命力，都令患者遷延致死；在這兩種病癥中，“瀕死”要比“死亡”更能體現(xiàn)疾病的本質(zhì)。

兩者雖然有這些相似之處，但肺結核畢竟屬于另一個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浪漫主義者把肺結核（或曰“癆病”）提升到了病理學上的一種極端表現(xiàn)——發(fā)熱、不停不休、難以呼吸、極富強迫性。這是詩人的疾?。杭s翰·濟慈（John Keats）在一個小房間里，俯瞰著羅馬城的西班牙階梯，漸漸地走向死亡；或者迷戀浪漫的拜倫（Byron），幻想著死于這種疾病，讓他的情人心疼。1852年，梭羅（Thoreau）寫道：“死亡和疾病往往是美麗的，就像……癆病引起的臉泛紅光。”在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中，這種“臉泛紅光”在其受害者身上釋放了熱烈的創(chuàng)造力——一種清醒、啟發(fā)、宣泄的力量，似乎滿載著時代的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