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9日，一位叫做達倫·拉維（DharunRavi）的羅格斯大學學生在推文中稱他的十八歲舍友泰勒·克萊門迪（TylerClementi）“要求占用宿舍到午夜；我去了莫莉（Molly）的房間并打開我的網絡攝像頭；我看到他與一個男性搞基”。幾天之后，在拉維通過Skype發(fā)布了克萊門迪“與一位男性搞基”的實時影像之后，這位年輕人在他的Facebook頁面上留言“準備跳華盛頓大橋自殺，抱歉”。警方于9月29日在華盛頓大橋下的赫德森河上找到這位優(yōu)秀小提琴手的尸體。沃爾特·基恩稱其是“通過攝像頭偷窺的舍友小老弟”29的受害者。

這里面還有烏邁爾·哈克所描述的我們這個超知名度時代“更深厚、更強大以及更有意義的關系”。當然，像哈克、泰普史考特和賈維斯這樣的社交理想主義者都是錯誤的。智能互聯時代并不是那么聰明，而一個可悲的事實是，在當今數字網絡的眾目睽睽之下“赤裸相見式”的做真實的自我并不一定能打破傳統(tǒng)禁忌。鮮有證據表明像Facebook、Skype和Twitter這樣的社交網絡能讓我們更為寬容。實際上，這些病毒式的大曝露工具不僅讓整個社會更加淫穢不堪，同時還加深了以不寬容、幸災樂禍以及報復為特點的暴民文化。

不可避免的是，大部分這種好色都集中于實際的裸露行為。一個極為知名的美國政治家、來自紐約的民主黨國會議員安東尼·韋納（AnthonyWeiner）曾將自己的艷照發(fā)布到Twitter上，并與他在Facebook和Twitter上相識的女性進行色情聊天（某些女性是其共和黨對手創(chuàng)建的虛假身份）。哪怕是最謹小慎微的《紐約時報》也以“裸體的傲慢”為頭條大肆報道這個事件。另一位紐約共和黨國會議員克里斯托弗·李（ChristopherLee）也曾將其本人的艷照發(fā)送給一位在Craigslist上相識的女性。在這些照片被公布到網絡上之后，社交媒體對這種不恰當但并非不合法的行為的狂熱徹底毀掉了這兩位政治人物的名譽，并落下了一種惡意般沾沾自喜的集體臭名。一位名為瑞恩·吉格斯（RyanGiggs）的威爾士足球運動員被傳與“老大哥”真人電視明星伊莫金·托馬斯（ImogenThomas）有婚外情。盡管英國最高法院下達了禁止傳播此事件的“超級禁令”，但仍有75,000多人在Twitter上談論吉格斯——這是一群明確打算羞辱一位杰出運動員的網絡暴民，盡管他對這些暴民沒有造成任何人身傷害或違背任何法律。

這個問題不是技術問題，它更像是一個文化問題。國家公共廣播公司的編輯主任德克·梅耶（DickMeyer）在其2008年出版的《為什么我們討厭自己》一書中表示：我們生活在一個“自我嫌惡的時代”，而“每個人都是反主流文化的一分子”。當今的時代思潮對各種權威都充滿毀滅性的敵意——從諸如克里斯托弗·李和安東尼·韋納這樣的政治人物，到瑞恩·吉格斯和勒布朗·詹姆斯（LebronJames）這樣的體育明星，再到伊莫金·托馬斯這樣的真人電視偶像。因此，在杰夫·賈維斯眼里理應顯得寬容的社交網絡實際上正在助長這種毀滅性的敵意，更已感染了當代社會中的大部分尖酸刻薄、揭瘡疤式的公共談論。

這種冷嘲熱諷不僅丑陋，有時還會造成自我毀滅。在一種維基解密式的文化氛圍中，我們所有人都擁有一個Twitter賬號和Facebook賬號，很多人都被驅使著成為小一號的朱利安·阿桑奇，并公開告發(fā)我們的老板、我們的公司，有時甚至是我們的客戶或我們的學生。但問題是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是真正的阿桑奇，沒有人可以逃過國際審判，沒有人可以避免當前所作所為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