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樂團的其他成員來說，鼓手以及他們所謂的“愚蠢”總是笑料的源泉。比如，要怎么知道舞臺是平的？只要看鼓手是不是嘴巴兩邊都在流口水就行了。蘇格蘭流行樂隊“喧嘩樂團”（Hue & Cry）半退休的主唱帕特·凱恩（Pat Kane）也沒把他的鼓手當回事。當這位鼓手自稱有“新教的工作道德”時，凱恩反而自問，能夠代表我們現(xiàn)代世界的是不是一種相反的道德觀。也就是說，許多人類行為是否能通過游戲的角度來理解？凱恩所寫的《玩的道德》（The Play Ethic）就是從這個角度理解人性的一本很好的讀物。

玩是一種互動，游戲中有許多人參與，這就讓我們脫離了個人層面的研究，不再只是關注一個人為什么選擇薯片，或者《花花公子》中間頁有什么樣的美女。就像經(jīng)濟學家托馬斯·謝林（Thomas C. Schelling）所說的那樣，人的大部分行為是為了回應其他人的行為，而其他人的行為又是為了回應另外一些其他人的行為。博弈論（game theory），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樣，是理解這種過程的一個很好的開始，因為博弈論能夠重現(xiàn)現(xiàn)代人類生活中的重復互動。我們通過博弈論不僅能夠了解社會變化的模式，更能夠了解變化的過程。

博弈論的模型最開始只是一個一對一的簡單游戲，之后才逐漸變成了復雜的多人游戲。經(jīng)典的“囚徒困境”是最簡單的游戲之一。問題是這樣的：為什么即使合作對兩個人都有利，他們仍然拒絕合作？游戲的情節(jié)是：警察抓住了兩個嫌疑犯，但掌握的證據(jù)不足以給兩人定罪，所以警察試圖各個擊破，誘使嫌疑犯招供。如果一個人出賣另一個人，出賣者可以被釋放，而他的同伙則會被處以五年徒刑；如果兩個人都守口如瓶，不出賣對方，那么他們每人都要坐六個月牢；如果兩個人彼此出賣的話，他們都將獲得六個月到五年的監(jiān)禁。這兩名嫌疑犯究竟應該怎樣做呢？最“符合個人利益”——但有點兒“疑神疑鬼”傾向——的結果是兩人彼此出賣，因此兩人都成了輸家。

政治學專家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Robert Axelrod）在1984年舉辦的一場計算機游戲錦標賽，為博弈論帶來了一次有趣的發(fā)展。這次錦標賽邀請許多研究人員提交他們針對囚徒困境的策略。錦標賽組織參賽者參加好幾輪一對一的囚徒困境游戲，稱其為“重復囚徒困境游戲”。這次比賽的目的，是找出在重復進行的一對一游戲中，哪種策略是最好的。結果，與單一一次游戲不一樣的是，在多次重復游戲中，完全理性的參與者并沒有全部招供，最好的策略是阿納托爾·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提交的“以牙還牙”策略（tit-for-tat strategy）。這個策略其實就是簡單的模仿：對方合作我就合作，對方招供我也招供。

這個策略看起來不太現(xiàn)實。如果兩人都使用“以牙還牙”策略的話，只要游戲開始時他們剛巧進行了合作，兩人就能一直合作下去。如果某人“意外”招供，打破了這個合作的最佳平衡，那么兩人就會輪流重復“合作—招供”的模式（一人合作一人招供，然后在下一輪中反過來，以此循環(huán)往復）。如果再有一次意外招供發(fā)生的話，那么“以牙還牙”策略就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