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的外在形式、整體風貌這個意義上，又有文論家將“詞”置換為“姿”?？傊谌毡?，“詞”與“心”完全是一種文論概念，“心詞”關(guān)系也形成了形式與內(nèi)容、內(nèi)在與外在的矛盾統(tǒng)一關(guān)系。而中國古代的“言意”之辨，不僅是一個文論問題，也是一個語言學、哲學問題，所以言意之辨的蘊含較為復雜。日本古代的“心詞”之辨僅限于文論范疇，與中國的“言意”之辨相比，日本的“心詞”之辨，其論題比中國單純，表述比中國單純，內(nèi)涵也比中國單純。

在“心”與“詞”的關(guān)系上，中日兩國古典文論都主張以“心（意）”與“詞”兼顧。

日本著名作家、歌人鴨長明（1155-約1216）在《無名抄》（1211）中提出：“‘姿’與‘心’相得益彰。”著名歌人、文論家藤原定家（1162-1241）在《每月抄》（1215）中認為：所謂“心”就是“實”，“詞”就是“花”。

和歌如果無“心”，那就是無“實”；如果說要以“心”為先，也就等于說可以將“詞”看成是次要的；同樣，如果說要專注于“詞”，那也就等于說無“心”亦可，都有失偏頗，應(yīng)該將“心”與“詞”看成是鳥之雙翼。所以他指出：“心與詞兼顧，才是優(yōu)秀的和歌。假如不能將心詞兼顧，那么與其缺少‘心’，毋寧稍遜于‘詞’?！边B歌大師與理論家二條良基（1320-1388）《十問最秘抄》（1383）云：“偏于‘心’則‘詞’受損，偏于‘詞’則‘心’受損，此事應(yīng)小心。以‘詞花’為要，辭藻華麗而有吸引力，也很有意思；以‘心’為要，用詞卻牽強粗陋，則不可取?！敝v的都是“心詞兼顧”的問題。這與中國文論中的相關(guān)主張，如梁代劉勰的“情信而辭巧”（《文心雕龍·征圣》、晉代李軌的“事辭相稱”（《法言注》）、唐代柳宗元的“言暢而意美”（《楊評事文集后序》）、宋代王鞏的“語新意妙”（《聞見近錄》）、陳巖肖的“語佳而后意新”（《唐溪詩話》卷下）、陳師道的“語意皆工”（《后山詩話》）等等，如出一轍。

上引藤原定家在主張“心詞兼顧”的同時，又說：心與詞兩者不能兼顧時，“與其缺少‘心’，毋寧稍遜于‘詞’”；還說：“不能在歌之‘心’上有創(chuàng)新，只在用‘詞’上費心思，若以為這樣就可以做出好歌來，是完全不可能的，只能弄巧成拙。”是主張以“心”為先，以“詞”為輔。同樣，二條良基在《連理秘抄》（1351）中也提出：“應(yīng)以‘心’為第一?！彼J為連歌創(chuàng)作“應(yīng)把‘心’放在第一位，抓住此根本，就可以詠出意趣盎然的歌句。只記得連歌會上的歌句，摭取古人的陳詞濫調(diào)，不能獨出匠心，翻來覆去，無甚趣味。”又說：“‘詞’只是表面上的東西。要在‘心’的方面做到神似，才會使尋常的事物顯出新意?！边@些以“心”為主、以“詞”為輔的主張，與中國古典文學中的“詩以意為主，文辭次之”（宋代劉攽《中山詩話》）之類的主張，也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