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纜修復后，黎元洪得知江浙方面試圖“另立中央”，他立即致電上海，稱“大局初定，非組織臨時政府，內(nèi)政、外交均無主體，極為可危。武昌乃首義之地，中央政府設(shè)此理所應(yīng)當，義不容辭”。電文末尾，黎元洪還以湘、鄂、贛、粵、桂五省代表已開議為由，催促在滬各省代表立刻趕赴武昌，共商國是。

武昌是革命首義之地，在黎元洪的強硬態(tài)度下，“各省代表會”自知理虧，他們隨后放棄成立“臨時中央政府”的計劃，并于11月20日作出決議，“認鄂軍為民國中央軍政府，即以武昌都督府執(zhí)行中央政務(wù)，統(tǒng)籌全局，劃一軍令。其中央軍政府組織，請貴都督府制定?！辈贿^，江浙派人士在承認武昌領(lǐng)袖地位的同時又提出了一個“政府設(shè)鄂，議會設(shè)滬”的新方案，企圖將“各省代表會”轉(zhuǎn)為“臨時國會”，以操縱立法權(quán)，確保自己對未來權(quán)力的分享。

對此提議，武漢方面當然不能同意，理由是各方既認武昌為中央軍政府，那么代表會也應(yīng)在政府所在地，不然，兩者相隔千里，辦事遲滯不便且不說，非常時期也恐失機宜。為阻止江浙方面造成“臨時國會”的既定事實，黎元洪又派出資深革命黨人居正及陶鳳集作為武昌方面迎接“各省代表”的專使前往上海，以盡快完成“革命政府”的統(tǒng)一。派出專使之后，黎元洪還覺力度不夠，隨后又請譚人鳳等十四位知名的革命黨人發(fā)出聯(lián)合專電，督促滬上革命黨“諸君速來鄂組織一切”。

11月23日，居、陶二人抵達上海，向“各省代表會”報告來意后，即力爭各省代表移往武昌開會。在居、陶二人的堅持下，江浙方面再次退讓，他們同意各省代表趕赴武昌組織“臨時政府”事宜，但在此前提下，他們又作了一個小小的保留，那就是以交通便利、信息通暢為由，要求各省代表中各留一人在上海，以聯(lián)絡(luò)聲氣，為鄂后援。由此，“各省代表會”在保留原名義的前提下一分為二，多數(shù)代表前往武昌繼續(xù)開議，少數(shù)代表（十五人）則留在上海組成非常時期的“通信機關(guān)”（類似于上海辦事處）。

之后的一周內(nèi)，江蘇、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山東、安徽、直隸、河南、廣西、四川十一省及滬軍都督府代表共二十三人先后到達武漢。不走運的是，各省代表雖來到湖北，但此刻的首義之地，非但漢陽失守，就連革命始發(fā)站武昌也完全籠罩在北洋軍的炮火之下，隨時有被攻克的可能。

原來，袁世凱回到北京重組內(nèi)閣后，因忙于穩(wěn)定北方局勢，武昌議和之事也就暫告一段落。等到北方局勢初定、袁世凱再次提出議和時，南方各省早已是獨立成林，革命陣營、士氣正旺，此刻要想談和，手里要是沒有夠分量的籌碼，革命黨并不買賬。審時度勢之下，袁世凱重施故技，仍舊采取“以勝求和”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