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喬治·斯蒂格勒是亞當·斯密最忠誠的追隨者，我在下面一篇論文中將展開篇幅對他加以討論。我對斯密的批評一定會引得斯蒂格勒大怒，他最不愿意聽我說《國富論》是由成段的話組成的集合。我的這些想法讓斯蒂格勒感到惱火，因為他非常喜歡這一段段的語句。讓他最感自豪的回憶就是在一次拍賣會上，他只花幾百美元就買到了《國富論》的第一版（斯蒂格勒將這部著作放在一個木頭箱子里，并把箱子擺在家里的地板上，讓它看起來很不起眼，以免遭到偷竊）。

我不得不承認市場驗證了我對斯密和李嘉圖的比較。幾年前，《國富論》的第一版在倫敦市場上的售價超過了2萬英鎊，而李嘉圖的《政治經(jīng)濟學及賦稅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Taxation）的售價僅為6 500英鎊。更加令人困惑的是，托馬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沒有斯密和李嘉圖的著作那么著名，但卻是最貴的經(jīng)濟學著作，售價達3萬英鎊（當然，這種分析存在的問題是沒有將每本書的質(zhì)量考慮在內(nèi)）。

不管怎樣，有一點是可以確認的，我在與肯·加爾布雷思進行辯論時運用的是亞當·斯密的理論，很顯然我是斯密的忠誠追隨者。而且，我的目的是贊頌斯密和他的市場理論，而不是埋沒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