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辦洋商業(yè)務(wù)的行商對洋船負全面的責任，他安排洋商住進合適的商館，向他們推薦買辦、通事、銀師和仆役。行商沒有責任賣掉所有承辦船舶上的貨物，而是認購其中的一部分，同時將余下的包給其他行商。事實上，根據(jù)公行最早的協(xié)議，一個行商不得包攬一艘洋船上貨物總量的一半以上。比如，東印度公司購買貨品時，依照股份按比例分與行商，浩官有十四股，而將其余的讓給其他人，其他人有的只買下一股甚至半股。李守孔，第82頁?？梢韵胂?，如果一切嚴格按程序進行的話，一艘洋船可在三周之內(nèi)卸下貨物并裝上一船新貨；但它往往要花上一個月或兩個月時間才能辦完上述的程序。一當他們的商務(wù)辦完，洋人就須立即離開廣州，或是回國，或是去澳門過冬。不過，出于對“適當洋商”的體諒，他們也會獲準在交易季節(jié)過去之后仍然留在廣州。

征稅與交費前來中國貿(mào)易的商船要承擔各色各樣的苛捐雜稅，主要分成三大類：船鈔、各種“規(guī)禮”銀、貨物的關(guān)稅。船鈔的計算方法是：由前桅到后桅的長度乘以船腰的寬度再除以十，得出“船量”，即船的“丈量”單位。船舶分成三等，最大一等的船每丈量單位課以7777兩的稅銀，中等船課以7142兩，小船課以5兩。與此相反，“規(guī)禮”銀則是性質(zhì)非常復雜的極其不正規(guī)的收費，包括開艙費、驗艙費、銀兩秤量和成色的差額費，以及一大堆其他名目的勒索。在1726年官府接管規(guī)禮銀之前，它們都落入了“戶部”、丈量官員、銀師和在場的其他人等的腰包——其時規(guī)銀的報價由這些人隨意確定。但在1727年，規(guī)銀固定為1，950兩，該數(shù)額一直持續(xù)了大約一個世紀。在1810年時，規(guī)禮和船鈔將花去一艘一等大船約3，315銀兩，花去二等船約2，666銀兩。船舶不在廣州拋錨而直接去澳門，要付大約一半的船鈔和規(guī)禮，而且必須另外付2，520兩給公行，以換取在公行地界之外交易的特權(quán)。此外還有各種各樣的小費，如在進港和出港時各付60元洋銀給航路引水，400元給買辦，付給通事的費用除正規(guī)的75元報酬外，還需加付200元，對船長另付50或60元補貼。這樣，一艘一等大船在其逗留廣州的三個月期間總支出約為4，500兩。 正規(guī)的關(guān)稅是相當?shù)偷?，約在值百抽二和值百抽四之間，但海關(guān)官吏經(jīng)常索取一倍于此的錢財，勒索高達三、四倍的事件也非罕見。這些費用通常由行商替洋商支付。

交易項目18世紀后期，在廣州、印度和英國之間存在著一種欣欣向榮的三角貿(mào)易。出口到英國的最重要的貨物是茶葉（占貿(mào)易總額的90％到95％）、生絲、瓷器、大黃、漆器和肉桂；而從英國進口的貨物包括毛紡織品、鉛、錫、鐵、銅、毛皮、亞麻和各種小擺設(shè)。出口到印度的商品中有南京土布、明礬、樟腦、胡椒、朱砂、食糖、糖果、藥品和瓷器；而從印度進口的東西包括原棉、象牙、檀香木、銀子和鴉片。

大規(guī)模的茶葉出口可能出于幾方面的原因：禁止稻米出口及限制生絲出口為每船140擔（175捆）的規(guī)定，使茶葉自然成為出口的主要貨項。在歐洲，特別是在英國，對茶葉的需求不斷增長，因為歐洲不出產(chǎn)茶葉，在1550年之前對茶葉還一無所知。荷蘭商人在1640年第一次把一小批中國紅茶帶回了歐洲，不久后茶葉在英國出現(xiàn)了。從1684年開始，東印度公司每年從廣州采購五到六箱茶葉，用作在英國饋贈的禮品。而在1705年，綠茶首次在倫敦亮相了。18世紀上半葉，該公司逐漸把它的茶葉購買量提高到了一年40萬磅，其中的一些樣品用來呈獻給王室和貴族。飲茶不久成為上流社會迷戀的一件事情，后來又擴展到大眾階層——老百姓以茶來代替稅收高昂的酒類。英國人對茶葉的需求非常之大，以致東印度公司在1800年輸入了2，330萬磅茶葉，而在1808年以后，英國的年均茶葉進口達2，600萬磅，是其他各國茶葉進口總量的一倍。此時飲茶成為英國的一種國民習慣，嗜愛飲茶者甚至于稱茶的柔和品性對人的性格有熏陶作用，而酒則經(jīng)常導致暴力和行為不端。隨著茶葉銷量的增長，英國對茶葉的進口稅也提高了——驚人地高達100％，這么高的稅率足以鼓勵茶商從大陸（特別是從荷蘭）走私了，據(jù)稱走私數(shù)額每年在700萬磅左右。最后，在1784年，《減免法案》（Commutation Act）將茶葉進口稅降至125％，結(jié)束了有利可圖的茶葉走私。即使如此，中國茶葉仍為英國提供了十分之一的國庫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