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時，毛澤東才知道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經(jīng)死了。慈禧那個女人對付自己兒子和不成氣候的王公貴族算是有點手段，但對付洋鬼子是一點招數(shù)沒有，死就死了吧，不要再無聊地招魂了。此時此刻毛澤東接觸到了梁啟超那些鮮活的文章，康有為、梁啟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由于區(qū)域的封閉，他并不知道孫中山。許多人認為民國初的各種思想差異很大，其實不是那么回子事情，就從它們沒有使中國產(chǎn)生根本變化這一條來講，其實各種說法沒有根本性的差異。

毛澤東最先接受了梁啟超的《新民說》，梁先生主張社會改革應從“變化民質(zhì)”入手，這個思路對毛澤東的影響持續(xù)了較長時期，他以后組織的“新民學會”的會名顯然就是從這里來的。

為什么梁啟超的思想會有影響力呢？關鍵在于這種思路不需要太多的物質(zhì)條件，就如同佛教中的當頭棒喝后頓悟一般，這一概念主張中國人若能在思想上脫胎換骨，突然覺悟，社會就會大變革，從而進步。顯然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愿望。改變中國的關鍵在于科學和技術，在于現(xiàn)代工業(yè)。中國正在失血，需要獨立來療養(yǎng)傷口；中國需要大量的糧食解決底層人民的生存問題，根除動亂因素；中國需要向著工業(yè)化的方向邁進，扭轉(zhuǎn)墜落軌跡。但這些在當時都做不到：西方人不答應，中國的實力派人物不熱心，底層人民不知道。實行起來舉步維艱，使得溫良改革沒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局限性，可是連一點都不敢想的話，那中國也太沒有人了。好在中國總是有人要叫兩聲的，喊出來是有好處的，至少他影響了毛澤東。

過于夸大名人言論的作用是不嚴肅的，單單靠著思想家的只言片語是很難進步的。美國人獨立也不是靠著喊出“不自由、毋寧死”就成了的，而是靠著華盛頓以富可敵國的私產(chǎn)雇用軍隊和宗主國英國戰(zhàn)斗長達八年的結(jié)果。中國需要獨立，獲得喘息和療傷的機會，中國社會需要抑制上層的窮奢極欲來保障底層人的生存，中國需要工業(yè)化來復興。這一切需要有人來領導，需要團隊來組織，可是沒有，只有少數(shù)知識分子憤怒地叫了幾聲。不過我們依然說這叫聲很重要，是因為毛澤東聽到了這樣的呼喊聲。

毛澤東從這時起，開始注意中國以外的事情。他從一位在日本留過學的教員那里了解到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強大起來的事情后，非常羨慕。日本人戰(zhàn)勝俄國，對中國人來講有著極大的強心意義，中國人失敗后在西方人面前直不起腰來，但對日本人，中國人又有某種根深蒂固的自信。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國人一定能做到。

他從同學蕭三手中借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傳》，被書中描寫的華盛頓、林肯、拿破侖、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跡感染，人類歷史上的一些大人物的名字走進了毛澤東的心里，這是很有積極意義的。

在東山小學堂，毛澤東并不是完全舒心的，除了和那些少爺們的不愉快，主要的問題出在該如何看待《三國演義》上。無疑，毛澤東在小學生里是權威人物，他對《三國演義》熟悉的程度一定是令人吃驚的，所以當教師和校長告訴他，這不是真實的歷史而只是人編出來的故事的時候，他就不愿意接受了。據(jù)傳他甚至找到鎮(zhèn)上，提出撤換校長。當然這不可能成功。另一種說法則是校長很喜歡他，這個可能性更大一些，搞教育的人誰會不喜歡英才呢？事實上這些說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學校已經(jīng)裝不下他了。